文／Ｖ太太
十月初，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本屆和平獎由剛果醫師穆克維格（Denis Mukwege）和女性權益運動者穆拉德（Nadia Murad）共同取得，表揚兩人在「武裝衝突／戰爭中的性暴力」議題上所作的努力。穆克維格是一位婦產科醫師，在曾經被國際社會稱為「世界強暴之都」以及「對女性最不友善的國家」的剛果民主共和國設立醫院，提供在戰爭中遭到強暴性侵的受害者們醫療協助，包括為因為遭到強暴而生殖器嚴重受傷撕裂的女性們進行瘺管手術，至今穆克維格的醫院已經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總共服務了超過三萬名女性。穆拉德則是來自伊拉克的雅茲迪人，在伊斯蘭國（IS）入侵他的家鄉時被擄，並且被迫成為性奴，遭到販賣與強暴，直到他找到機會逃離。成功逃離的穆拉德最後來到德國，他書寫這段經歷，出版了《倖存的女孩》（The Last Girl）（註：歡迎參考吳曉樂的書評），並擔任聯合國親善大使、前往聯合國發表演說，分享他的故事。
兩位得主的人生經歷和得獎原因都緊緊環繞著一個共同的議題：武裝衝突／戰時的性暴力。兩人的行動則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出發，穆克維格為受害者提供第一線協助，在從事直接服務的過程中穆克維格得以目睹戰時性暴力對受害者們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並由此提醒社會大眾戰時性暴力的殘酷；而穆拉德則以自身的經驗出發，透過勇敢現身，為世界提供戰時性暴力的「第一手」資料，呼籲國際社會重視戰時性暴力議題，他的著作取名The Last Girl，就是希望他可以成為最後一個這樣的受害者，類似的故事無須再發生。得以現身的受害人
一個「援助者」和一個「當事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就同一個議題，從兩個方向切入，或許正說明了終止性暴力的關鍵之一：性暴力的防治是整個社會的事。性暴力發生的原因從來不是女性個人的「不小心」或是「運氣不好」，而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陽剛崇拜、國族衝突以及動盪社會等各種因素交織下的結果；而就傷害的修復和正義的追求來說，也不只是受害者個人的努力或是一兩個「善心人士」的協助就可以達到的，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對於性暴力的重視－也就是不再將性暴力視為可以被容忍或妥協之事，而徹底檢討哪些社會結構因素餵養了性暴力的生成。唯有如此，性暴力才有可能真正被終止。
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年的和平獎得獎名單彰顯了一個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我們必須看見性暴力受害者的主體經驗，讓受害人本身得以訴說自己的故事、詮釋自己的經驗，並從中找到力量。然而，這麼說的意思絕對不是我們有資格去質疑任何一個受害人：「你為什麼不說？」而是我們必須要更深入的反省，我們是否創造了一個讓受害者們得以安心現身、說出經歷的環境？若受害者選擇說出經歷，他們是否會受到來自社群的異樣眼光、排擠甚至是暴力對待？我們的社會是否給予這些現身的人足夠的支持，並且在他們訴說自己的故事時，安靜傾聽，表示出足夠的尊重？
不僅僅是「說一個故事」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布後，有論者指出兩位得獎人的「格局」大不相同，難以被相提並論。或許兩人在「可以量化的成就」上看似表現懸殊，而穆拉德如何回應雅茲迪族群內部的人權和性別問題，以及其基金會的工作表現也都是可以更應受公評之事，但另一方面，當我們用所謂「格局」或是可量化成就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比較穆拉德和穆克維格兩人時，其實忽略了一個很根本上的問題，那就是兩人的物質處境、社會現實，以及生命經歷本來就有諸多不同，這也讓他們所面對的限制和挑戰大相逕庭，更使得他們各自的行動對於不同的社群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難以、也不該被比較。
白話的說，一個受過教育的男性醫師，和一個來自少數民族的年輕前姓奴，在分處兩個大陸、但性別權力卻同樣高度不平等的社會裡，他們的經驗該有多大的不同？我這麼說，絕對不是要貶低穆克維格的貢獻與成就，他所從事的確實是偉大的事業，也在為這份工作付出的同時時遭受到許多威脅和危險，而他不動搖、不在乎自身利益，仍一心為性暴力受害者發聲的勇氣更值得我們的尊敬。但我想說的是，和穆克維格相比，穆拉德的性別、族群和受害身分，帶給他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經歷和限制，光是「站出來」這件事情就可能使他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或許在某些人眼裡，他所做的不過就是「說一個故事」，但對其他面臨同樣處境的女性來說，穆拉德的現身，並不是一件這麼「不值一提」的事情。相反的，那可能有著重大的象徵意義，因為那代表著，某一群過去從未被看見的人，終於被看見了，終於得以說出自己的故事，終於得以站上國際的舞台。
我不會說這是女性的勝利，可是我想這絕對是一種正義。
從MeToo到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和平獎這樣的結果也難免讓人想起因為好萊塢製片人哈維溫斯坦而起、延燒一年的#MeToo運動。在將兩者進行比較前，我認為我們首先必須要心虛地承認，這其中絕對有著太多不同。在職場上受到性騷擾的中產階級女性（其中許多是白人），和在飽受戰亂、貧困交加地區被大規模、系統性強暴的女性因為國族、階級、地域、社經地位和政治角力種種因素，所擁有的資源（包括硬體上的醫療資源和國家支持以及軟體上的知識、資訊）與話語權有著相當的落差，他們所採用的論述、管道和倡議目標跟策略也會因此不同，被外界社會看見與了解的機會更有差異（白話的說，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來自美國的MeToo運動，而較少有管道得知伊拉克或剛果等地的戰時性暴力問題）。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有著相同之處：他們都是性別權力不平等下的產物，他們都彰顯了，我們的社會如何鼓勵男性透過對女性身體和性的剝削，來證明、強化自己的陽剛氣質與地位。同時，如同前面所說，從MeToo的延燒到穆拉德的現身，我們的社會正在用一種全新而且關鍵的方式理解性暴力－我們正試著把故事還給女人本身。女性的受暴經歷不再只能經由第三方說出口，我們終能為自己代言。
有評論者認為，諾貝爾和平獎近年來的關注點逐漸從「成就」走向「啟發」，藉由頒發獎項給有象徵意義的個人來推動某些倡議與行動。當然，這樣的作法不一定會成功。以本屆來說，穆拉德所受到的表揚是否真的能夠促使國際社會更加關注戰時性暴力，減少甚至消除戰爭中這類的暴行？我們無從而知，但我們至少希望，穆拉德與穆克維格可以讓更多戰時性暴力的受害者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性暴力作為戰爭手段
其實過去十幾年間，西方國際社會已越來越關注戰時性暴力問題。2008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1820號決議，正式譴責將性暴力當作戰爭與阻礙和平的手段的行為，強調武裝衝突性暴力可能構成戰爭罪、反人類罪或是種族屠殺的一部分。2013年時，聯合國又陸續通過兩項決議（2106和2122號決議），前者要求武裝衝突各方停止各種形式的性暴力，並對受害者提出協助；後者則支持在戰爭中遭到性侵的女性應享有墮胎的權利（可以參考：國族與性暴力（1）：初探「武裝衝突性暴力」議題）。
過去人們習慣把戰時性暴力看成是一種「難以避免」的戰爭「副作用」，因為軍人長期被剝奪一般的性生活，所以必須藉此發洩性慾。但過去數十年間，從前南斯拉夫到盧安達到剛果到南蘇丹到伊斯蘭國，這些國家裡所發生的大規模性暴力事件顯示，性暴力並不是戰爭的附產品而已，相反的，性暴力早已成為戰爭中的策略之一，用來造成系統性的破壞，從受害者的身體和心靈、家庭、社群、到整個種族。大規模的強暴不僅讓受害者身心受創，還可以透過讓女性懷孕而達到種族清洗的目的，同時打壓男性的尊嚴、破壞社群的和諧、造成更多流離失所與歧視，讓修復與建立和平變得更為困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穆克維格和穆拉德會受頒這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了，因為正視戰時性暴力，不僅僅是對受害者的正義，更是戰亂地區在戰後重新建構和平社會時的不可迴避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