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史研究方向－以石濤為例

面對藝術史料我們有兩種態度：(1)追求歷史真實。(2)找尋新的意義。以某種嚴格的角度來說，人無法跨越時空再現真實的歷史，人文科學異於自然科學之處在於不能藉由自然科學的程序而歸納單一法則，人文科學的典範並不精確，個別事件必須回到對應脈絡之中，這些非量化無權威的表述產生許多新的詮釋，它們也讓歷史活化，更具意義。

如前所述，面對史料的兩種態度雖然對立但不互相衝突。我的作法是追求假想的歷史真實，作為一種整體與部分的詮釋學循環，反覆修正自身的前理解，在這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直觀而非自覺的找到符合當代詮釋的意義。

以下試圖找尋兩個研究的方向。

(一) 相對於世界，個體的「自我」雖微不足道，但也無可避免的處在每個交流線路節點之間，彼此相互影響。順著這命題，藝術家與社會構成一個功能整體，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已有學者嘗試結合藝術家專論和藝術社會史做研究，這不是放棄藝術家生平與歷史變化的研究方式，而是廣納更多的與料加以分析和綜合判斷。

藝術家個體無可避免地受到能動性(agent)的影響，十七世紀的中國是個劇變的世代，政治敗壞、戰亂不斷。石濤身為明朝皇家後裔，三歲時崇禎自縊於煤山，清兵入關，國破家亡，石濤幼年時期隱姓埋名，剃髮為僧，一生貧苦，晚年定居在十七世紀後半葉的揚州，當地在1725年透過貿易而繁榮，多元的文化在此交會，也許可以透過政治、經濟、風俗和文化等因素，從某一點切入來看待石濤的藝術品作品和創作模式。

(二) 人是環繞著個人的歷史地位、身分與自我成形的，沒有個體可以完全脫胎古人，藝術家也不例外，傳統藝術家的成就不是一蹴可幾，必須透過教學、學徒或長期的練習才能成形，就算石濤天賦異稟，也必然帶有過去的痕跡。我們可從石濤身上看到一種「自覺性」，相對於董其昌歷史性的擬仿、王翬集合古代大師之法創作或王原祈的固守正宗；石濤來自一種內在的模仿，這種不拘泥古人形式的創作也可以從石濤的著作中看到，石濤畫語錄第三節提到：「無法而法，乃為至法。」，我推論石濤企圖從精神層面超越古人。這種「超越」的展現為何如此獨特? 從石濤的家書得知，石濤體弱多病，幼年天堂至地獄的境遇，讓他淪為平民但仍有貴族之傲氣，目前這些資料尚不足以明證石濤的創作風格，但也許是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