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否對藝術無動於衷 Part4

2022/12/26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撰文:魯汶的袋熊先生
3.3 藝術的困惑
幾百年後,一個東方人對自己的文明做出了質問。
在《此生:肉生覺醒》裡,蔣勳對死亡做出了反思:「儒家文化的影響,使華人的世界,極其避忌死亡。死亡的場域,沒有生者的圖像,沒有生者的容顏姿態,只有非常抽象的文字。為什麼中國的墓碑上都是文字?為什麼希臘的墓碑上全是人像?如果我們的墓碑上用雕刻的人像替代文字,我們會留下什麼樣的容顏與姿態給後人悼念、觀看、讚歎或思考?我沒有答案。隨著年歲增長,親人朋友陸續離去,死亡愈來愈近,死亡愈來愈具體。但是,我們在生命最難堪的時刻,少了美學。醫院沒有臨終的美學,親人手足無措,呼天搶地;葬儀社叼著煙,漫天喊價,彷彿地攤。我們的墓葬沒有美學,我們的死亡沒有美學,生者只是驚恐慌張;死亡如此草率,隨便,輕賤,死者何以安心?生者何以安心?沒有死亡美學,生命只是隨便活著,隨便死去。」(p.60)
質問是有力道的。
質問是藝術進步的原動力。工業革命的煙囪冒出了濃濃的黑煙,機械的聲響洪鐘萬鈞,猛虡趪趪。翠綠蔥瓏的原野被糊上了一層黏膩的灰色,到處都是機油、齒輪、內燃機和鋼鐵。到了19世紀,照相機出現了,到後來,連攝影機都出現了。柏拉圖很開心,藝術家們卻開心不起來。
更糟糕的是,教權垮台,小資產階級崛起。市井小民無力負擔戈佐利的四百佛羅林,而且資產階級的藝術品味與國王貴族們相去甚遠。對藝術家來說,風雨欲來。
西方的藝術家們面臨集體的存在主義危機。
藝術家們開始質問自己:我是誰?我為什麼是藝術家?我和照相機有什麼差別?
照相機和攝影機的「重現」完勝於繪畫的「模仿」。原本藝術家壟斷了這個世界「觀看」的權力,他們模仿、他們創作;他們畫出了一幅幅精美的聖經故事,他們雕刻出了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作品;他們仍然在舉行著上千年來傳自遠古的燔祭儀式,他們臨摹著這個世界,他們將瞬間凝結成永恆。然而,面對照相技術與攝影技術的挑戰,藝術家們一敗塗地,模仿論魂飛魄散。
時代在加速。一如風馳電掣的火車,轟隆向前。
明代大畫家徐渭的顧影自憐:「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很觸動人;文筆極為出色的張岱也說:「筆塚如山,只堪覆甓。」(見《陶庵夢憶》),當年的西方藝術家們,也對前途感到迷茫。文人與畫家之間的沮喪是相同的。或者說,他們對藝術的耽溺,以及由於耽溺而產生的孤獨感是相同的。
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偎闌自熱。
啊,上帝啊,你不再需要我了嗎?
失魂落魄的藝術家此時面臨幾種選擇:
  1. 堅持傳統:保持新古典主義的矜持,繼續沿襲「模仿論」,堅持用手中的畫筆臨摹世界,用幾百年來累積的構圖技巧為繪畫爭得發展空間。
  2. 投向敵營:繪畫已死,另尋家園。藝術家可以轉換創作媒介,走向攝影與電影美學,走向新的創作形式,尋找藝術的可能性。
  3. 大膽創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繪畫可以走出原來宗教給定的枷鎖,拍案而起,大膽作畫,摸索出自己的風格,表現出自己的想法。
於是,在西方,藝術的性質變了。
改變勢在必行,藝術家們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3.4 路漫漫其修遠兮
打響革命第一槍的,是印象派的幾個哥兒們。莫內(Oscar-Claude Monet)、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幾個人玩的不亦樂乎。既然繪畫再也無法打敗攝影技術,那麼,繪畫的出路在哪裡?我們為什麼不從唯物走向唯心呢?
畫面是客觀的,所有的物體,它們的位置、大小、比例、遠近都是客觀的,繪畫不可能超越攝影。然而,在新技術的衝擊下,卻還有一處攝影技術無法觸及的淨土,這成為了藝術家們最後的希望,那就是主觀的「光影」。
每個人看到的光線是不一樣的,像是莫內晚年的《睡蓮》。由於罹患嚴重的白內障,莫內看出去的色彩偏藍,於是,整幅《睡蓮》就充滿了一種紫藍色的神秘。
這是莫內專屬的神秘。這是獨莫內一份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於是,藝術家開始思考,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在攝影技術面前倖存?我們究竟只是訂件的附庸,還是一個獨立的創作者?答案呼之欲出。
只有「個性」可以打敗照相機。
在光影那裡,人人都是獨特的個體。西方藝術被印象派「革命」了,藝術從嚴肅的訂件走向個人的抒發,「客戶」慢慢的小下去,「我」慢慢的膨脹起來。
到了後印象派三杰那裡,畫面開始崩壞。
再見,教皇;再見,國王。
星沉海底當窗見,塞尚(Paul Cézanne)的《維多利亞山》如同被打上了一層鮮豔的馬賽克,像是五顏六色的水果氣泡飲,畫面上都是大片的繽紛幾何;梵谷的《星夜》璀璨華麗,雲彩如漩渦一般迷離旋轉,憨厚裡帶著一絲淒涼的溫暖;高更(Paul Gauguin)的色彩充滿了異國的情調,像是一頭栽進亞熱帶的叢林,姹紫千紅的放煙火。
高更的《神的日子( Mahana no atua )》還有《海邊( Fatata te Miti )》,奇幻瑰麗,讓人看得愛不釋手。從他們開始,藝術獲得了解放。
到了馬蒂斯(Henri Matisse),野獸派更是決定讓色彩徹底自由。尤其是他的那幅《敞開的窗戶》(The Open Window, 1905),如果有人問馬蒂斯為什麼他的天空是紫色的,而大海是粉紅色的?野獸派或許只會說一句:「我爽」。沒有為什麼,我覺得這樣子好看。藝術家不再去詢問雇主的想法,他們沒有了雇主,他們開始表現自己,蠻橫起來一點道理也不講。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野獸派以後,西方藝術更是肆無忌憚、百無禁忌。藝術家們的個性像是崩裂的水管,水花四濺,一群藝術家在水面歡樂的撲騰,像是一場集體宿醉。
接下來,時代繼續加速。立體主義的畢卡索(Pablo Picasso),表現主義的席勒(Egon Schiele)與孟克(Edvard Munch),未來主義的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絕對主義的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達達主義的杜尚,超現實主義的達利(Salvador Dalí),抽象表現主義的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
東風夜放花千樹,大珠小珠落玉盤。
到最後,百鬼夜行;夜行到最後,就在牆上貼香蕉了。
  1. 我們可否對藝術無動於衷
當藝術走到香蕉這一步的時候,藝術已經個人化到了一定程度。藝術家似乎不再關心他們是否被大眾理解,反而以不被理解為榮、以難以被解讀為樂。
咀嚼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海神的召喚》(Full Fathom Five)時,大部分人只能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用自己的傻笑或者迷茫來向藝術致敬。
藝術回到了巫術時代,藝術家們再一次成為了巫師。
我們究竟是否可以對藝術無動於衷呢?
如果藝術的發展歷程是這樣子的,藝術家不再想要取悅觀賞者,那麼觀賞者憑什麼必須取悅藝術家?
兩不相欠,不是很好嗎?在「什麼是藝術」那裡,藝術家們已經各執一詞;在「什麼是無動於衷」那裡,我們也想問,做為觀眾,面對喧鬧無比的當代藝術,究竟什麼才是合格的反應?拍手鼓掌?如果看不懂一件藝術品哪裡好,這份掌聲又有什麼意義?
同樣的,「我們」究竟代表了誰?我們為什麼欣賞不了一件藝術品?
臺灣已經很久沒有人演《四郎探母》了。因為沒有人看,沒有人想看,也沒有人看得懂。西皮散板打響,濃妝的四郎唱起秦腔:「備爺的戰馬扣連環,爺好過關!」,公主賜我金鈚箭,見母一面一夜還。
穿著制服的高中生翻了一個白眼,戴起耳機,播放起Blackpink的音樂,這都什麼跟什麼,京劇有什麼好看的。然而沒有人注意到,九十幾歲的劉伯伯坐在輪椅上,手顫顫巍巍的,聽得老淚縱橫。他聽到了什麼?他是不是聽到了一九四九年的碼頭?聽到了兵荒馬亂的廣州?聽到了在被國民黨抓壯丁前往家門口看的最後一眼?
兩岸分治,親人兩隔。唯有如此,聽到《四郎探母》的外省老兵,才會痛哭失聲。
金井鎖梧桐,長歎空隨一陣風。失落番邦十五年,雁過衡陽各一天。高堂老母難得見,怎不叫人淚漣漣。
我們可以強迫高中生聽懂《四郎探母》嗎?我們又可以強迫外省老兵欣賞陳澄波的油畫嗎?
老兵的生命記憶是北平的大雪,而不是嘉義的豔陽。
「我們」有時候是一個過於浮誇的詞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輩子晃晃盪盪下來,會發現只有「我」,而沒有「我們」。「我們」只是幻覺和僥倖,在某一個瞬間,一小群人有了相同的感觸。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是不同的。在藝術面前,「我們」只能學會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或許真的如同列賓所說,藝術是善良。
所謂善良就是尊重,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尊重每一個人的審美。我可不可以一輩子都不知道蕭伯納,一輩子都沒讀過《安娜·卡列尼娜》?
為什麼一定要知道。當然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對藝術無動於衷?
當然也可以。
喜歡或是不喜歡,有什麼關係呢?就像聰明的杜尚說的,藝術家沒有欠這個世界一幅畫。在沒了來自教會和皇室的訂件之後,也沒有人期待藝術家再生產出什麼東西。
藝術家必須學會自己自產自銷。既然是自產自銷,就要盈虧自負。如果走得太遠,沒有人懂了,那麼沒有人可以回來怪罪觀眾的無動於衷。
沒有人有權力告訴其他人,究竟什麼才是藝術,也沒有人可以強迫別人去欣賞藝術。藝術可能是模仿,藝術可能是絕對精神的演進,藝術可能是無功利目的的愉悅,藝術也可能是超越意志表象的一種方式。
但更重要的是,藝術也可以什麼都不是。
藝術可能只是列賓老淚縱橫的樣子。
參考資料:
蔣勳. (2014). 捨得,捨不得. 有鹿文化. ISBN: 978-986-6281-86-0
蔣勳. (2011). 此生:肉身覺醒. 有鹿文化. ISBN: 978-986-62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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