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最初不過是文字使用者為了描述他所身處的真實世界之過去而寫作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除了是描述過往以外，在方法論上並沒有嚴格的規範，也因此古代史學的處理資訊或寫作目的都可以是為了五花八門的理由而寫作，有神話、藝術詩歌、文學、時事評論、宗教教育與街談巷議等等。然而，近代史學在現代大學制度中成為了一門專業的學問，必須依照學院之內所規定的制度和典範來進行歷史的研究與教育。歷史學的材料也漸漸從原先較為自由多元的資訊來源轉為嚴格定義且並須符合學術習慣邏輯的文本資料(例如外交檔案或重大政治事件的紀錄文本等)，歷史寫作的主題(至少在學院體制之內)也不得過於遠離學院之間習慣或可接受的創作主題(基於嚴格學術審查制度的承認，學者不可能去寫作太過特立獨行的主題，就像在世俗大學裡不太可能有展示神學價值的歷史作品出現，不論作者是否持有信仰)。於是當代史學在學院制度逐漸強大且具有壟斷合法性的情況下，成為了當代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審視歷史的唯一途徑，即使學院之外也就有一些受人景仰及信任的文史工作者或歷史作家，但他們也不過是在學院史學價值觀上稍微游離至人類更多元的接收歷史方式一點，絕非能夠在同一個社會中打造能與學院史學相對立的歷史典範或價值觀。
當代學院史學的強大正如同當代物理學不可能脫離牛頓的引力法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電器與熱能的普遍理論等等。從利奧波德‧蘭克( Leopold von Ranke)所開啟的學術典範直到由各國各地學術圈進而發展、修改的史學寫作模式主導著世界各地人們對過去世界的普遍認知以及認知的途徑，除了被學院加以承認的「正典」以外，大多數古代描述過去的文本或傳說都是能被放在文學、神話學或者僅僅只是具有部分參考價值而已。但即使是學院史學也必然是不斷更新及不斷反省，而促使這些反省與更新不斷進行的便是社會的變遷以及史家作為一個佔據獨特時空的個體在認知上所具有的獨立性。歷史的寫作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為每個個人都是生活於一個特定的時空無法重疊，而這一特定時空中所能經驗到的一切必然又會與另一個時空所經驗到的一切截然不同，每個當下所經驗到的又與另一個當下不同。人便是為了要傳達或克服出這些經驗的不同，才使用描述經驗的方式來表達，而歷史也正好是一種描述經驗(不論是親身體驗或知識認知上)的學問。
所以說，對一位歷史學家來說，不論他是否願意遵守自己社會中的學術規範，他都必然要誠實面對自己的經驗以及對真實和真理的價值認定。以台灣的歷史學界為例，過去將近有五十年的時間學術圈所流行的都是由梁啟超時代所訂下的傳統中國史觀及中華民族認同，那是由中國國民黨遷佔台灣所位了維持其統治基礎所扶植的學院生態與制度的產物。然而，隨著一九八O年代國民黨的權威走向衰弱，新一代成長起來並且成為繼承體制中間的台灣人有感於反抗既得利益權威以及更新不合於新世代台灣人認知的觀點，於是嘗試去建構一套以台、澎居民為認知主體中心的歷史觀點，也就是當代台灣史觀的起源。近來更是由於對中國強權權威的質疑，而誕生了一系列對東亞王朝史觀的全面反省，這很多更是得力於留學歐美日等地的學者依照有別於中華民國傳統學術的研究方法訓練而獲得的突破。從政治變遷的角度來看，更是因為台灣人漸漸能夠取得中華民國體制的執政權，而漸漸衍伸去和過去強調悲情、社會進步、改革與革命等左派台獨史觀不同的右派台獨史觀，如劉仲敬或余杰等流亡右派反中歷史作家，之所以如此受歡迎也是在於這一批作家一定程度上能夠給予台灣人對掌握權力的責任具有肯定價值，而不會在政治實踐上採取消極否認的態度，同時又滿足了學院派史家過於審慎、規矩而遲遲不敢給予台灣人統治正當性的缺憾。對於生活在當代的台灣歷史學家來說，如果他是一位勇於面對未來變遷以及誠實於自己對某些價值的堅持，那麼，或許他應該試著游離出循規蹈矩的「職業」，並努力在「志業」當中打造出適合當代或下一代台灣人的歷史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