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創新總是發生在動盪的年代。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台灣，雖然享受著十大建設積下的成果，但經濟也停滯了二十年；當政府喊著「創新」的時候，卻忘了真正最需要創新的是它自己。
我是一個科技產業的專業經理人，政治不是我熟悉的領域；但高科技產業創新與進步的速度不斷加快，使得「政治」和「政策」的落後，已經變成高科技發展障礙的地步，因此還是不得不關心一下。
尤其是電子軟硬體的發展速度，更是令人吃驚。如果汽車產業以半導體摩爾定律的速度來改善性價比的話，今天一輛勞斯萊斯的汽車售價應該低於1美元。
同樣的，如果政治創新的速度能夠跟上科技，今天也應該已經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了。我就以一個政治門外漢的科技人身份，談談政府體制的創新與變革。這篇文章無關藍綠立場、也無關選舉；純粹從大歷史觀的角度，來看政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政治創新總是發生在動盪的年代
如果回顧歷史，距今2500年前的《禮運大同篇》就描寫了孔子的政治願景；這也是一個最高明、最先進的境界。
再看出生於1866年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和建國大綱，為國家的建設描述了具體的願景、框架和執行的辦法。
《禮運大同篇》講述的是遠古時代，禹以前的社會情況；而夏商周的改朝換代，都是因為執政之王暴虐無道。隨著周王朝勢力衰落，分封諸侯相互爭戰，形成了春秋戰國動盪變革時代。
這個時期學術思想自由、文化繁榮，產生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現象；所以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因而開始萌芽茁壯。
因為政治體制的創新與變革，中華民族由遠古時代的原始群居生活，進步到氏族公社的出現；禹的兒子啟，建立了夏王朝，這是中國第一個朝代，進入階級社會。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中央集權、不平等階級的東方文化於焉成型。
清朝積弱列強欺凌，有志之士紛紛起義，意圖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在這個動盪不安、生死存亡的時代，給予國父孫中山先生政治創新、重建歷史定位的機會。
孫中山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將中國道統和西洋歐美各家學說綜合整理而來，但是也有少部分見解是其所獨創。
1921年3月，孫中山演講《五權憲法》時說：「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造，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的」；他認為，這就是政治體制的創新。
五權分立
為什麼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都是三權分立，而中華民國是五權分立？
雖然孫中山解釋過，傳統西方憲法在政府機關採取的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制度中，行政機關擁有考試權將可能濫用私人、而立法機關擁有監察權則可能有國會專制的流弊。
但是仔細想想，孫中山先生誕生於清朝；雖然自小接受西方教育，但是仍然受到中國古文化與封建制度的影響。考試權獨立的理論，來自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監察權獨立的理論，則來自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
孫中山在革命時期，就有這個五權憲法的構想，而1906年12月始見於文字。1921年演講「五權憲法」時，孫中山先生還特地畫了這張圖表；雖然許多實施細則仍然付之闕如，但是足以一窺其架構：
台灣政府體制的變革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治權只剩台澎金馬；直到1974年，才由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提出改善基礎設施、以及升級產業的十項建設工程。
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1996年開始進行總統副總統直選，一改先前由國民大會代表間接選舉的方式，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國家的行列。
由於當時仍然是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只有透過選舉進入國會，修改體制；之後1997年「凍省」，2000年更改立法院組織、廢除國民大會，實現「一院制」的國會體制。
1997年，國民大會通過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也就是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時，不再需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幾次修憲之後，如今由總統提名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及審計長，都必需經過立法院同意才能任命。
除了立法院長由立法委員由相互提名投票選舉後產生之外，其餘四個院長皆由總統提名。
這時再回頭看看孫中山先生的「治國機關圖」，如果由某個政黨贏得總統大選、並且贏得立委過半席次的話，由於國民大會已經廢除，所以放在「政府」那個格子裡的，就是「總統」了。
權力將創新關進籠子裡
雖然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總統副總統由公民直選，但孫中山先生一百多年前獨創的五權分立，仍然延用至今；宛如21世紀的現代人，仍然穿著清朝時期的長袍馬褂。
2000年總統大選實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由民進黨執政；其後至今已經政黨輪替三次，可是這套不合身的「長袍馬褂」，卻沒有政黨主動去修改。
為什麼政黨再怎麼輪替，都寧願穿著長袍馬褂呢？
如果把新的「治國機關圖」和清朝皇帝的組織圖做個比較，就會發現只要政黨能贏得總統和立委過半席次的「全面執政」，不就一樣是「中央集權」加上「郡縣制」？在這四年任期內，總統和皇帝又有何差別？
雖然比起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我們的考試院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濫用親朋好友的現象處處都是，國營企業酬庸更甚於以往；而我們的監察院也獨立於立法機關之外，政黨分贓甚至已經形成文化。
由於政府機構的疊床架屋，考試和監察兩權早就失去創建五權分立時的作用，反而淪為執政者的白手套與打手；那麼，幾次政黨輪替的時候，為什麼不去修改它呢？
古往今來，何曾有皇帝願意放棄「御史」和「科舉」的權力？中華民國總統穿著「長袍馬褂」全面執政，有何不可？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各政黨都要用盡一切手段爭取全面執政，而選舉的亂象和抹黑文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唯一的重要差別是，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政治上的「創新」就被權力關進籠子裡了。
結論
政治創新總是發生在動盪的年代；全面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台灣，雖然享受著十大建設時期以來積下的成果，但經濟已經隨著停滯二十年。
先秦時期誕生《禮運大同篇》思想體系的時候，沒有鐵路、沒有公路、沒有航空；孫中山先生寫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時候，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沒有人工智慧。
當政府口口聲聲喊著「創新」的時候，其實許多作為只是為了「權力」，卻忘了真正最需要創新的是它自己。
這才是真正的「裝睡的人叫不醒」。誰有能力來叫醒他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