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族主義（二）

「火車漸漸要起程，再會我的朋友跟親戚，我要去台北打拼，聽說什麼好的通通都在那。」

這首閩南語歌曲敘述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那就是台北在過去，確實是許多人夢想的地方。這反映出了台灣資源長期挹注台北，各地發展不均衡的事實，也透露出了民族主義中的一種圖騰朝拜的特質。（註：不用凹台北是首善之都，首都發展要特別好的鬼話，硬體建設還可以這樣說，但當中南部有學校營養午餐斷炊，台北卻可以發育嬰補助、青年購屋補助…。如果首善之都就是軟硬體全部都要比人好，那這活脫脫坐實差別待遇的指控。)

羅馬時代，官員無不希望仕途順遂，從地方小官員爬到羅馬的中央機構，再成為派駐地方的重要高階長官，並以此累積政治實力後回到羅馬，問鼎執政官等高階官員的寶座，並享有元老院的席位，榮澤惠其家族。統治下的非羅馬公民，則想盡辦法要成為羅馬公民，想要成為羅馬人就必須在行為舉止上像一個羅馬人。這種狀況直到羅馬成為帝國後還是存在，正常人一定會追求生涯發展，這遂使的大帝國的首都，成為邊陲地區民眾的目標。（註：光是羅馬公民可以用羅馬法律處置，就夠吸引人了，這也顯示要成為圖騰，確實是要有些較為優越的軟硬體環境。)

台北也是一個這種圖騰，官員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行政院的高階文官，如果有政治野心者則更會投身黨務，希望可以成為權力的擁有者。這是人性的一種，我們沒有道理苛責一個人追求仕途順遂是泯滅良心，除非這些職位本身進行的工作有問題，例如負責大屠殺的官員，明知這是屠殺卻仍接下工作，這責任怎樣都很難迴避。

現實很殘酷，讀者可以調查一下歷年來的公務員，所謂的「外省與本省籍」人數，甚至是現在的高階文官背景都可以調查一下，你會發現傳統上認知的外省籍比例之高，顯然是遠遠超過正常的人口比例。這種趨勢在近年來慢慢下降，除了政黨輪替帶來的必然改變外，其實也反映出台灣民眾整體的認同變化，一般來說外省籍的子女到了第三代，還會堅定的認為自己屬於中國人，比例上已經遠低於第二代，更別提現在逐漸長大的第四代，這些小朋友可能更難理解中國對他們的民族意義。（註：同樣的，不需要硬凹過去沒有族群差別，也用不著以本省外省教育水準不同來搪塞。本省籍的精英階層所受的教育一點都不差，更不提一堆外省老兵的知識水準之低，他們的子女會有不同的公職發展成果，要說這是自然而沒有被刻意選擇的結果⋯⋯)

不論如何，現實上的統治階層，若長期為某一些族群把持，這必然會產生「我族」與「他族」的認同變化。這道理非常簡單，如果受同樣教育的一批人，擁有同樣的符號與相同的故事，卻在文官的晉升之路上出現障礙，讀者您可以想一想，若您就是當事者，會怎樣看待這些障礙？如果障礙的本身，無關個人能力，只與出身背景有關，這必然會造成當事者的極大痛苦。

痛苦是雙重的，第一重是個人能力不受認同，一個正常人都希望獲得與能力公平相稱的待遇；第二重是擁有相同的記憶與相同的故事，認同相同的符號，產生相同的民族意識，卻在現實上遭受到被「切割」的「他族」待遇。衝擊不僅僅是物質生活上的，更大的衝擊來自於內心世界的崩壞。這很容易造成極端的兩個結果，一種結果是走向對抗之路，思索著「我族」的意義，另一種結果則是選擇輸誠，以虛假的記憶和專注物質需求來迴避這種衝突。（註：現實的殘酷出現在自己身上，偉大的神話故事都會崩潰，差別在於你接受崩潰的事實，還是選擇裝死到底。)

讀者不要忘了，領導印度獨立的甘地、尼赫魯這些人，無一不是英國教育的精英，行為舉止都是徹頭徹尾的英國紳士，但卻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選擇另一條路？

不可否認的，台灣本省籍的人數佔大部分，雖然其中可以分成閩南、客家、原住民⋯⋯等等，但相對的外省籍數量下降是不爭的事實。若今天做一份民調，外省籍的意義大概只會剩下「祖先」的意味，多數人都會接受自己算台灣人的事實。（註：至於會不會在接受自己是台灣人的同時，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另一回事。至少就以本體上來說，在台灣出身長大的人，極少數會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頂多是名詞的解釋有差異。）

台灣的民族主義，如果照此現實來看，應當會在近年內成為一個既有事實，但實際上的發展卻遠遠落後，這是為什麼？原因並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或是政客宣傳，這都太過簡化。

問題還是要回歸到現實上的不公平，衍伸出幾十年的「不同族群」，現實的不公平會造就一批既得利益者，這些人理所當然會竭盡所能維持其地位、享有其利益，如果可以最好連他們的子女也都可以繼承這些資產。這些人包括過去所謂的外省高層統治階級、少部分輸誠的本省籍人士，以及合作的地方小山頭勢力。（註：請讀者注意，這邊指稱的是少數人，不是泛稱所有人。族群是一般性的用法，不是學術上的嚴謹分類。)

這是威權體制的必然結果，威權體制的統治階層人數不可能太多，但要維持其統治則必須給予某些支持者實質利益，在政府機關來說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軍公教體制，在非政府機關上就是地方幫派與勢力。任何的少數政府想要維繫其統治地位，一定會想辦法獲取這些人的支持。（註：一個人無法統治帝國，一小群人與甘願被統治的另一大群人才可以。)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台灣的現實不公平，並沒有波及到絕大多數人。國家的統治一定是少數人，不是全部的人，問題是在向上流動的機會上。如果蔣經國後期沒有「吹台青」，刻意提拔台籍人士，那麼台籍菁英無法獲得相對應有的待遇，我們十幾年前可能會發生內戰，而不是和平政權轉移。

那麼大多數人呢？其實多數人的一生都不會爬到文武官員高層，在軍公教體制內的差異只有早期明顯，在兩蔣統治的時期中，他們就已經意識到了外省人的數量下降是必然的趨勢，若不能將原本不信任的本省人納入體制，則此體制早晚崩潰。

這就是大多數中低層文官，尤其是蔣經國後期進入體制的人，並沒有強烈感受到晉升不公平的原因，但上層的鬥爭仍然是非常的嚴重，只要我們看看李登輝接任後的主流非主流之爭，就可明白這場外省與本省菁英鬥爭有多慘烈。幸運的是，有賴中下層的軍公教系統可以保持穩定，遂使得這幾場鬥爭都無法掀起流血革命的滔天巨浪。（註：請回想一下，光是選舉制度的變革，雙方立場差異代表的是權力分配問題，想通就懂了。)

但這在民族主義的發展上，卻是不利的影響。首先就是在多數人身上，現實的利益分配已經沒有太多的偏袒，民主投票與總統直選，分享給全台灣民眾共同的故事，共同的故事產生，這故事如此現實又貼近個人，使得兩千萬台灣人民找到了共同的符號。

在陳水扁當政的時期，受到國會的對抗以及文官高層系統的抵制，雖然在老一輩的台灣人中又喚起了這股過往的不公記憶，但多數的青少年是沒有多大感覺的，這也造成了現在政治版圖詭異的地方。只要我們依照年紀去區分，可以發現到新世代的年輕人，越來越不在乎這些過去的故事，他們只在乎現在看到的實際狀況。

文官系統的恐懼也可以算在這幾次政黨輪替的結果，文官系統高層面對民進黨可能的清算，以及國民黨失去政權後刻意塑造出政經專業的形象，其目地說穿了就是害怕遭到新上台的民進黨，真的動用行政力量做徹底的清算，這不僅只是包含保有原先利益的考量，也包含這些高層文官的共同記憶。至少結果並沒有以流血收場，多數人都並未因為政黨的輪替遭到清算，現有的利益階層也受到尊重。（註：連結的強弱是與現實經歷相關的，就好像你問一個8年級生，白色恐怖對他有什麼意義，八年抗戰對他有何意義一樣。他大概只會覺得沒事歷史考那麼多幹嘛。）

照理說，這應當會是塑造共同記憶的好機會，但問題並沒有這麼單純。對於年紀在三四十歲以下的人來說，那些迫害與被迫害的故事，並沒有與現實面作連結，由於我們沒有親身的感受，這些故事就變成一幕幕的傳說。但對於五六十歲以上的人來講，這些記憶是真實的，要求這些擁有真實記憶的人忘記過去，選擇相信不同政黨的上台，可以保障其原有利益，幾乎是不可能。（註：如果你個人親身參與大屠殺，也許不是直接下令的官員，但是文書處理等都跟你有點關係。現在來了一個大屠殺倖存者總理，就算新總理保證他不會清算所有人，你會不會害怕？)

說穿了，就是當虛假的大中國圖騰消失，台灣內部各小團體就找尋其各自的記憶，敘述不同的故事來維繫民族的認同，選舉只不過提供了柴火讓這些記憶越燒越旺，而台灣在根本上早就被切割成好幾個不同的民族。能夠維繫彼此的，只剩下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字與現實發生的同一場選舉，讓我們可以互相確認都是台灣人，只是立場不一樣。

就以「我族」與「他族」的劃分來看，在擁有現實經歷、年紀較大的人中，外省與本省是兩個不同的民族；若以現實利益的區分，早幾年進入體制的軍公教人員與晚進入的人員以及非體制的人員，形成了兩個民族；以地區發展來區分，台北人的想法顯然與其他地方的人很不一樣，這又產生兩個不同的民族。這些小民族彼此之間又互相疊合、衝突，使得一個國家級的民族主義產生不出來。（註：這段話，某種程度上算是確認，讀者看到哪裡不舒服，就可以自我檢查一下，你是不是自己把自己分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