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幽靈，如何混淆了台灣認同的實質意義

對於台灣來說，在各種文化、政治、社會等公共領域的衝突中，最剪不斷理還亂的核心問題無疑是認同（identity），台灣是世界上少數在同一個國家體制之下，不同族群對自身國族（nation）想像如此分歧的地方。雖然近年已經有逐漸整合與形成共識的跡象，但因為台灣歷史的結構過於複雜，牽涉到太多族群、歷史記憶的盤根錯節，以及高度複雜且夾在多個地緣政治強權之間的處境，使得很多時候主導台灣認同形塑的不只是內部因素，也反映了外部環境的變遷與壓力。

釐清這個問題與它對不分族群的台灣人的意義，無疑對我們的團結、跟過去的歷史和解、共同面對未來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卻因為台灣百年來受東亞不同地緣政治軸心支配的命運（日本與中國），其身份認同與國族認同，總是帶有受外來統治者與強勢文化形塑的印記，且在民主化之後仍然影響著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因此造成了許多概念上的混淆：例如中國人、華人、中華民族，在界定上不斷隨著不同情境的政治討論，在文化的、政治的、族群的、國家的、種族的各個不同範疇的定義上搖擺不定，而且又因為中國銳實力的影響，使得其不斷在把「漢人」這一族群文化概念變成「中華民族」，並力圖使其從相同族群的文化淵源，變成統一主權國家的政治訴求，宣揚其對台灣及華裔社群的統治權。

因此除了為更深入認識我們自己，也為了避免被如今的極權中國收編進其權力網絡中，我們更有必要在文化與政治層面釐清台灣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及其背後的族群關係和構成此關係狀態的歷史條件，建立出能清楚界定台灣人的主體認同與客觀處境的論述，以利開展出除了事實獨立之國家體制外，在文化與政治上的台灣主體性。在開始討論身份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從學術上的定義，說明幾個重要的群體身份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利釐清後續的討論。

為了釐清上述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分清楚三個概念：種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與民族，也可譯國族（nation）之間的關係。

根據一般學術定義，種族的概念本身具有相當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其試圖從生物學角度區分人類群體，強調「血統系譜」與「人的類屬」，通常指涉人的生物與生理差異，尤其強調膚色面向。現在一般學界觀點，對種族概念採取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看法，認為現代的種族身份想像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因為當今時代決大部分人類群體就血緣與生理意義上而言，都經歷了大規模混種，早已沒辦法在現實的社會群體中區分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即使諸如「漢族」這種過去長期被認為是種族的概念，實際上也是一種「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結果，並非真實指涉生物學意義上同血緣的人種，而是指共享相同文化傳統和語言的族群（ethnic）。

族群是一個文化概念，指一群共享相同文化規範、價值觀、符號與文化實踐活動的人群。因此在一般情況中我們所講的漢人，其特徵在生理意義上由於經歷大量混血，來源難以簡單撇清，因此以共享相同文化、語言之群體的「族群」來界定其實更為合適。根據反本質主義的觀點，族群其實並非一個原先本來就存在的固有群體，而是因為一些特殊的歷史、社會與政治條件，使得人們透過繼承、延續與改造一種文化的「論述形構」，而形成的一個集體認同。簡單說族群不是本質上完全不變的存在，而是因為一群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延續了某一種他們共同認可的「自我界定」說法，且這個說法也能對應他們實際生活的情境，例如相同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因此使族群的集體認同得以延續。

國族／民族是一個隨著現代國家的出現，被建構出來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群認同彼此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且應該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人民。因此國族也被描述成一個有邊界且有主權的「想像共同體」。其本身是一個政治概念（雖然這個詞的緣起，是從文化概念發展而來），在主觀上共同認同自己跟特定一群人是同一國族／民族，應該要自己管理自己，即是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而在客觀上有一個擁有主權且具有明確邊界的國家，且這個國家的多數人民穩定的共同認同彼此為同一國族，有共同的歷史意識、族群文化或政治文化價值，即為民族國家。因此民族／國族認同，往往指向追求實現一個獨立或統一主權國家的願景。

理解以上分析，我們就可以來清楚界定許多困繞我們公共討論的認同詞語的真實意涵，我們常常聽到許多人會說海峽兩岸都是同一個「中華民族」，這其實是混淆了種族、族群與民族三者定義的說法，甚至連某些立場傾向本土派的人士也有這個觀念上的誤解。實際上台灣的漢人與中國在客觀上所共享的是相同的語言／文化淵源，因此台灣土地上絕大多數漢人後裔與中國本土的漢人皆承襲了程度不一的「漢文化」與更廣泛的「東亞傳統文化」，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屬於同一國族／民族。

「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最早是被梁啟超提出的，其動機從一開始就是在晚清受到西洋與日本雙重的衝擊下，為了建構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為當時的清帝國能夠轉型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創造的「全新概念」。將古典漢文的「中」跟「華」套用在源於西方又經日本翻譯而來的「民族」（nation）概念上，以泛指繼承該傳統文化、語言又生活於同一個帝國統治下的人民，在革命黨、同盟會最初的共和革命計畫中，中華民族是完全指涉漢族的，但後也企圖延伸到漢滿蒙回藏，即孫中山所說的五族共融。

因此如果台灣人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nation的嚴格定義上，其實等同將自己置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環，但根據各項統計，現在台灣大多數人只同意在文化上台灣漢人後裔與中國共享相同語言／文化淵源，而非認同在政治上我們屬於或應該屬於同一個國家（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近幾年認同自己只是台灣人比例穩定維持在六成多，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則剩約三層。民主化後的長期趨勢是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差距一去不復返的擴大。）

但由於我們並未清楚區分民族與族群的概念，甚至把同為漢人視為血緣與生理上的同一種族，因此造成我們在許多政治討論中，時常會把政治、文化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各種名詞混淆使用，而這帶來的巨大後果是我們時常不自覺落入中國基於其統治台灣的意圖所建構的權力語言之中。因此當我們能清楚區分這些概念，也才會更有益於突破對方設定的權力框架，以自身真實的意願與經驗來指稱自己的身份。

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抱持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的想法，事實上所有跟identity有關的問題，文化跟政治總是分不開的，因為文化活動往往不可能純粹只是客觀現象，任何屬於人類社群的活動都必然涉及到人們對現象的主觀認識與其認識所使用的「框架」，這種認識框架本身就是一種「論述形構」，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權力語言，涉及到客觀現象「被誰訴說」、「怎麼訴說」、「為何被訴說」等「意義詮釋」的問題，這本身即是政治活動的範疇。因此在討論文化時一味的想要「去政治化」是無用的，因為政治事實上就存在其中，我們只能選擇面對或逃避它。

是此，在涉及identity的問題時，能夠精準分析不同identity的性質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唯有如此人們才能使用能真正反映自己真實身份與認同意願的語言指稱自己及我們是誰，而不會被外在的強勢力量在不自覺中網羅進其權力框架中，用別人對自己的定義來訴說自己。最後能夠清楚區分這些概念，並真實的指認自己還有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除了避免對「中華民族」這類概念的混淆，也可以避免當我們在界定「台灣人」時傳統獨派常遇到的過於狹隘且以單一族群為中心的問題。

因為從台灣歷史的現實來說，台灣人作為一個整體本來就不是指任何單一族群，也沒有任何單一族群能代表全體台灣人，台灣人本身是各個擁有不同歷史記憶的族群，基於特定的歷史條件先來後到這個島嶼，在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下，首次出現了共同抵抗殖民統治的台灣人自決／自治的集體意識，並在二戰後基於中華民國的國家體制整個遷移台灣，奠定了一個以台澎金馬為範圍的「事實國家」，使這群背景各異的人在一個相同國家框架下生活了七十餘年，並在面對中國國民黨把持的中華民國威權統治四十年後，於九零年代逐步完成了「民主化」，使原先對1949年前就在台灣的住民而言，作為「遷佔者的外來國家」能夠本土化，基於台灣公民的意志來組織民選政府。（雖然法理上民主化、本土化跟國家正常化並沒有同步進行，因而導致至今台灣仍無法成為正常國家的僵局。）

這樣共同生活的經歷與記憶，逐漸生產了一個更為明確且獨立自主的台灣認同，並承襲這片土地過去的歷史，形成所有台灣人共同決定集體命運、民主的管理自己之共同意志，即台灣的「國族意識」。這種認同本身必須是跨族群且以平等的「民主公民」身份為前提而成立的，而不是任何單一族群的單一文化記憶可以代表的。

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二版：台北，時報出版，2010。

洛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6。

Chris Barker, Emma A. Jane《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

平野聰著，林琪禎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緒》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