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洲人而言，西元十六世紀是探險的世紀，既改寫了基督宗教的地理版圖，也因為外來文化的刺激與航海事業的需要，造就了各個領域不凡的探險家，因為他們的冒險所推動的改變，讓歐洲人體認到自己終究要準備迎接不一樣的未來。引領西元十七世紀的是科學革命與「布爾喬亞」（bourgeois）的興起。這些因經商而致富的中產階級，催生了社會流動，也帶領歐洲進入了矛盾的經濟產業變革。在十八世紀中，科技的變革讓生活變動越來越大，旅行也益發普遍，最後更醞釀了信仰的改變。人們開始質疑貴族統治，嚮往「自由、平等、博愛」。到了十九世紀，歐洲正式踏入「發明時代」，生活變得更加便利，公共汽車、電燈、沖水馬桶相繼出現，大多歐洲人開始以「文明人」自傲，但也有人未放棄追尋「 我是誰」的問題。
究竟，我們要如何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呢？
分類是分析的開始，所以，瑞典的林奈在為植物分類之後，也開始為人分類。他在西元1758年替人類取了智人（ Homo Sapiens）這名字，把人類分成四大類，分別是美洲紅種人、亞洲黃種人、非洲黑種人、歐洲白種人。在林奈看來，紅種人「脾氣壞、頑固，但容易滿足、喜歡自由」，黃種人 「嚴厲、高傲、慾望很多」，黑種人「狡猾、遲鈍、愚昧」，白種人「活躍、聰明、而且有發明天份」。這種印象顯然廣為流傳，影響深遠，但在現代遺傳學中，決定「膚色」的基因其實非常少，有更多的基因變異埋藏在相同的膚色之下。
不過，基因變異確實是了解許多遺傳歷史的關鍵，這一切都得感謝和林奈一樣非常喜歡植物的孟德爾。因為孟德爾的碗豆，生物學家對基因與遺傳的關係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基因雖然是決定蛋白質合成的遺傳單位，基因卻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複雜，而是在不斷複製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複雜。
不過，孟德爾的遺傳學主要是用來「預測」子代的遺傳組合，要讓遺傳學家加入研究歷史的行列中，運用到的卻是「溯祖」（coalscence）逆時間往上推的概念。因為粒線體內含的基因比較少，所以科學家可以比較容易地回推母系的先祖到「粒線體夏娃」。另外，由於男性的Y 染色體大致沒有更動的傳給兒子，所以要回溯 Y 染色體的傳承，也不算困難。
人體有23 對染色體，除了性染色體外，還有22對染色體，因為父代和母代的遺傳成分混合起來，溯祖的過程就比較複雜。
到底，現代人類的祖先在離開非洲之後，是在什麼樣的時空之下，經由什麼樣的路線分佈到世界各地，中間又歷經了那些遺傳變化畢竟是迷人的話題。
「Ｍapping Human History」（人類基因的歷史地圖）就是以此為目標完成的作品。
作者探詢了在非洲、中東、亞洲與澳大利亞、歐洲、美洲 以及 世界的族群歷史。
「我們是誰？ 我們從那裡來？將往那裡去 ？」不同文明的區隔究竟何在？基因可以解釋多少文明的差異，這些或許都是本書可以引導讀者思考的問題。
高更的畫作：我們從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