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車大廳不是移工問題，而是公共空間的萎縮

台灣交通部長林佳龍在5.19臉書貼文定調台北車站1樓大廳在疫情後繼續開放，底下留言掀起支持與反對兩派爭吵。台灣近年輿論裡，已培養能從平權角度思考與評論的人，在同志和勞工權益（包括外籍勞工）時，尤其明顯。但是我認為臺北車站大廳的狀況，太快讓討論聚焦在弱勢問題。

台北車站1樓大廳並不只有移工會席地而坐，台灣人也會參與其中。很多人早留意和提到這點，只是每個人表達的意思略有不同。像是認為「主要是移工，但開放空間也讓台灣人獲利」，或是「包括移工在內的各種身份人士都在其中」。週末以外的北車大廳，往往不是以移工為主。這兩點代表不同的意思：前者仍視為移工需求，後者是對每個有需求的人。

無論結果開放與否，即便回到疫情前的開放狀態，也只會被反對者解讀為「台灣再次向移工讓步」。大廳開放與否，依然被視為移工問題。爭論大廳是否開放並非近年的事，可以預見往後還會再次發生。

回到一開始所說，如果移工只是參與的其中一員時，大廳開放與否的意義就不應該被如此解讀。城市裡可以逗留、聚集的公共空間減少，導致可逗留的空間變得寶貴。在假日，通常你可以選擇花錢買杯飲料，在限時90分鐘內，坐在餐廳體面的與朋友聚餐。有人因此延伸移工或弱勢難以承擔這筆成本，才有此需求。其中有階級問題，但是我們也應進一步問，即便是付得起飲料錢階級，為什麼就要支付？問題不是說這群席地而坐的人總是不得不如此，當然部分人也有這層考量，但是對於有選擇權的人而言，為什麼一定要選擇其他而不能選擇大廳？在城市裡休息的午後，為什麼需要付出額外成本？

公共空間被設計成無法逗留，避免人們漫無目的的出現在公共領域：你把東西做完就滾！漫無目的、無所事事的人，不僅被視為有礙觀瞻，也是難以管控的高風險群。某些城市催生遊蕩罪：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導致他人擔心自身安全。無論是車站大廳、公園，即便有椅子，都會設計成難以久坐。重點是我們如何理解公共空間？大廳能否席地而坐，並不是一個移工問題。

付費空間

台北車站大廳也叫多功能展演廳，接受付費租借場地。常有反對方以此為證，認為席地而坐的使用者未付費就佔用，使當局無法盈利，也沒有做到使用者付費。另一個常見的論點是人們坐在大廳造成擁擠，迫使行人花費更多時間繞道。值得追問的是，為何人們可以忍受場地被企業租借的步行困難（中間放置展覽品，無法直線穿越），卻對未租借出去期間的困難，特別難以忍受？

根據聯合報報導，「從9月1日至12月31日，出租案件有19件、40天，若再加上鐵路局自辦的集團結婚、鐵路便當節、台鐵美學復興，120天中就有60天有活動。」如果會影響旅客行動，商業租借才是主要原因。

有人提及移工應改去中正紀念堂，但是兩廳院之間的空間（民主大道），也是付費租借場地。我們日常理解的「公共空間」，並不是那麼的公共，都可以轉為付費模式。

隔離空間

主張坐在大廳有礙觀瞻並不是反對的理由，而是反對的結果。我不認為這即是歧視，而是相信更多來自於不適應。

人們透過數據知道有一定數量的外籍移工生活在台灣，但是只零星出現在日常生活。移工在開齋節與假日休息的北車大廳與中壢車站（被戲稱勞壢車站）活生生的大量出現時，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卻是衝擊性畫面。網路上可以查到不少「中壢遊記」記述走出車站時的震撼，「以為來到外國」。這裡的外國當然不是指優美風景區。人們需要廉價勞動力，但不願意日常空間被入侵。不管我們說「因為沒有其他去處而不得不到臺北車站」，或是「政府和雇主應負起責任，另設休閒空間」（這句話既能友善也能惡意），或多或少依循這套思路。

我並不打算否定這套思路。你不想看見別人，拜託，別人還不一定想見到你。問題在於，當我們把空間隔開，往往能讓不能忍受的事，變成可以忍受：可以更不顧慮移工生活與精神需求和品質。

2013年小印度騷亂後，新加坡政府積極建製大型移工宿舍（每個容納超過1,000人，符設少量娛樂設施與商店），讓移工與社會分開，減少社會衝突。如今肺炎確診群聚就在大型宿舍，只有零星案例在宿舍外，也使人們開始反思大型宿舍的意義。

我們常以為自己是獨立思考的行動者，能自由決定自己要與不要做什麼，但社會規範與都市設計卻總是處處發揮引導作用。當被告知「你有選擇，所以要去別的地方」時，其實並沒有選擇。車站大廳究竟是讓人們持續流動的動線，還是可以逗留的空間？維持席地而坐，還只是移工問題嗎？他更關係到我們對公共空間的想像與認識。

附錄：

在台灣的印尼籍移工，以從事社福為主（20萬人，其次菲律賓，約3萬），產業移工只有7.5萬。這意味開齋節第一個假日的人潮，出現最多的正是台灣一般家庭會聘請的看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