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史」五個字,儘管聽起來直截了當、霸氣十足,處理起來卻異常困難。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為什麼選這件藏品】
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就形式論,其構圖、畫質都稱不上好,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就文史價值而言,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唯一的亮點,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但如果你不認識黃得時,這張再平凡不過的照片,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可是,就是因為太平凡了,看著這張攝於1981年的照片,我不禁想:坐在底下聽講的年輕的大學生們,知道台上的這位阿伯是誰嗎?我猜不知道。就算是現在的大學生,不給他關鍵字去Google,大概也還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拿這張照片去問臺文系所的人,萬一他剛好是批踢踢鄉民,也許他會這樣回答你:「哇靠,台上的那個人是臺灣文學界的上古神獸!」
但如果你不認識他,就算上古神獸來到眼前,你也只當他是路邊平凡的阿伯而已。
當黃得時起心動念想寫文學史,釐清「臺灣文學史」的主體及對象範圍,就成為他不得迴避的課題了。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學史」五個字,儘管聽起來直截了當、霸氣十足,處理起來卻異常困難。島田在命名上的字斟句酌,未必就能完全說是帝國的傲慢;而是臺灣作為一個移民島嶼,其多民族、多文學系統的交會與交錯,本身就不好處理。他想了半天,才勉強使用了拗口的「在臺灣的文學史」。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島田將臺灣的文學視為日本文學在外地的延伸,但畢竟他沒有以「大和民族」作為入史資格,而是以「日本語」作為前提。這似乎為本島人的日本語世代預留了文學史位置。不過,他顯然認為現階段的本島人文學還不夠水準,連一個名字都沒有提起。
當黃得時起心動念想寫文學史,釐清「臺灣文學史」的主體及對象範圍,就成為他不得迴避的課題了。作為臺北帝大文學士的他,不愧是一方學霸,膽大心細地列出了五種必須討論的類型。只不過它們並非個個等值,而是依與臺灣關係的遠近親疏,構成一個有等差的同心圓:
臺灣文學史應該予以處理的範圍,以生於臺灣、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以及生於臺灣之外、在臺灣定居、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為主;短暫逗留及其他情形,只限於有必要時才採用的程度。領臺以後,只把內地人在臺灣的文學活動當成文學史的對象,這類見解稍微失之狹隘,我們不擬採用。因為我們相信,既然要撰寫臺灣文學史,只要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至少都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這樣才是正確的。
意識到臺灣的移民性格的黃得時,同樣沒有以「民族」作為入史資格,而是以與臺灣的關係──或者吳叡人所說的「土著化」為主要依據。他不問作家從哪裡來、出身什麼民族,而是看重一位作家是否能夠「穩穩地立足於臺灣這個大地,寫好的作品,並且因而建設一個文壇」。當然,短暫滯臺後又離開(例如在島田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佐藤春夫)、生於臺灣但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例如劉吶鷗)、或是寫了臺灣相關作品但跟臺灣不太有實質關係的作家,也可納入討論,但不會成為主角。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不是排除性的,而毋寧是一種加法的、進行式的文學史建構。他意識著臺灣受到中國與日本文學的深刻影響,有著混居的多元民族。但這並不妨礙臺灣作為文學史主體。臺灣文學不僅有其獨自的特性,也有其自主的意願與追求。
黃得時的這一部文學史,終究沒有真正寫完。皇民化運動臻於高潮的1940年代,他自新文學運動的「晚近」寫起,再回頭從鄭氏以降的古典文學寫下,但止步於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戰後1950年代撰寫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說〉,儘管甚為詳盡,但預告即將刊出的戰爭期部分,也始終未見發表。文學史沒寫完,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沒什麼關係的。出版《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1977)的陳少廷(1932-2012)、完成《臺灣文學史綱》(1987)的葉石濤(1925-2008)、或是更年輕一代的彭瑞金(1947-)、陳芳明(1947-)等,都繼承並發揚了他青壯年時期的文學史志業。但年漸老邁的黃得時也沒有閒著。1970年代,他開始撰寫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相關的文章發表於報刊,並呼籲著手整理翻譯出版戰前的史料。因為唯有如此,文學史的敘述才能跟實際的作品互相配合,「對於光復前的臺灣文學,纔能夠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正確的認識。」目前所見許多文獻復刻的原本,據說來自黃得時提供的收藏。
日治時期,他們的政治光譜、以及對新文學運動的想法都不太一樣,有些還在論戰中站在對立的兩端,辯論得不可開交。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此外,黃得時也開始參加座談會,現身說法,分享往日的回憶。在這些座談會上,他也遇見當年也曾和他同樣年輕、一起為建設臺灣文壇而努力的文學家們。1978年秋,鄉土文學論戰的尾聲,時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瘂弦(1932-)委請臺籍青年黃武忠(1950-2005)在臺北籌辦了一場「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到場的作家,有王詩琅(1908-1984)、杜聰明(1893-1986)、郭秋生(1904-1980)、郭水潭(1907-1995)、楊雲萍(1906-2000)、楊逵(1906-1985)、廖漢臣(1912-1980)、劉捷(1911-2004)、龍瑛宗(1908-1999),當然還有黃得時。不克出席的巫永福(1913-2008)與葉石濤,也寄來了書面意見作為參與。在日治時期,他們的政治光譜、以及對新文學運動的想法都不太一樣,有些還在論戰中站在對立的兩端,你來我往,辯論得不可開交。他們大概沒想過,歷經了日本時代、以及終戰之後那麼多漫長而又漫長的日子,還有機會一群人這樣再次相見暢談。他們從全臺各地趕來,一如44年前,他們也曾搭乘比現在更慢的火車趕赴臺中小西湖咖啡廳參加的那場「全島文藝大會」。只不過,現在他們都已是頭髮花白、拄著拐杖的老人了。
兩年後,聯副的瘂弦再次邀請這群「臺灣文藝聯盟」的OB(Old Boy)成員在淡水的紅毛城聚會。但這次能夠出席的人,比上回少了一些。聚會上瘂弦提議,舊有資料的蒐集整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這些長時間沉默的作家重新創作。翌年,聯副向這些OB成員邀稿,出版了一冊黃綠色書皮、名為《寶刀集》的小書,取其「寶刀不老」之意。集子收錄十三篇文章,包括黃得時、楊逵、葉石濤、楊熾昌(1908-1994)、劉捷的文壇回顧,龍瑛宗、王詩琅、林芳年(1914-1989)的小說,巫永福、王昶雄(1916-2000)、陳火泉(1908-1999)的散文,還有郭水潭及吳坤煌(1909-1989)的詩。其中許多篇章,是這些日語世代作家在戰後的第一篇中文作品。《寶刀集》出版的這一年,也正是照片中黃得時在淡江文學週演講的1981年。
黃得時站在台上,雙手拄著木製講桌,望著眼前這些年輕的大學生。
儘管與講題無關,他卻分神想起了去年在紅毛城見過面的幾位朋友,以及不久前剛寄到他的研究室的那冊黃綠色皮的小書。
年逾古稀,寫文學史是有些力不從心了。不過,他家裡收藏的一落落史料,都拿去給出版社整理復刻了。且他還能講。他的朋友巫永福說:「老人要講古,是權利也是義務。因為文化是一代一代傳承的。吃老不是白吃的!」
他期許自己能常保健康。
如此,當《臺灣文學史》終於完成的那一刻,他才能夠躬逢其盛。
★作家小傳
黃得時(1909-1999)今新北市樹林區人,活躍於北台文學場域,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轉入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其博學強記,一生獻身報刊編輯與學術研究,不僅在書寫體例上跨越新舊文類,在書寫語言上亦悠遊於漢文與日文,觸角多面,長於創作和研究,寫作面向包含漢詩與雜文、改編兒童文學,亦從事中國文化、台灣文學、鄉土民俗、日本漢學、中日文學文化交流之翻譯、文獻整理和研究,也是自戰前到戰後皆投注在臺灣文學史論述的學者,奠定其在台灣文學領域的特殊地位。
★延伸閱讀
★觀測員簡介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2018,合著)。合編有《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2020)、《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