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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天文臺】陳允元:保管時間的人──黃得時的演講照片、《寶刀集》及相關剪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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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史」五個字,儘管聽起來直截了當、霸氣十足,處理起來卻異常困難。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為什麼選這件藏品】
  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就形式論,其構圖、畫質都稱不上好,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就文史價值而言,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唯一的亮點,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但如果你不認識黃得時,這張再平凡不過的照片,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可是,就是因為太平凡了,看著這張攝於1981年的照片,我不禁想:坐在底下聽講的年輕的大學生們,知道台上的這位阿伯是誰嗎?我猜不知道。就算是現在的大學生,不給他關鍵字去Google,大概也還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拿這張照片去問臺文系所的人,萬一他剛好是批踢踢鄉民,也許他會這樣回答你:「哇靠,台上的那個人是臺灣文學界的上古神獸!」
  但如果你不認識他,就算上古神獸來到眼前,你也只當他是路邊平凡的阿伯而已。

當黃得時起心動念想寫文學史,釐清「臺灣文學史」的主體及對象範圍,就成為他不得迴避的課題了。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學史」五個字,儘管聽起來直截了當、霸氣十足,處理起來卻異常困難。島田在命名上的字斟句酌,未必就能完全說是帝國的傲慢;而是臺灣作為一個移民島嶼,其多民族、多文學系統的交會與交錯,本身就不好處理。他想了半天,才勉強使用了拗口的「在臺灣的文學史」。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島田將臺灣的文學視為日本文學在外地的延伸,但畢竟他沒有以「大和民族」作為入史資格,而是以「日本語」作為前提。這似乎為本島人的日本語世代預留了文學史位置。不過,他顯然認為現階段的本島人文學還不夠水準,連一個名字都沒有提起。
  當黃得時起心動念想寫文學史,釐清「臺灣文學史」的主體及對象範圍,就成為他不得迴避的課題了。作為臺北帝大文學士的他,不愧是一方學霸,膽大心細地列出了五種必須討論的類型。只不過它們並非個個等值,而是依與臺灣關係的遠近親疏,構成一個有等差的同心圓:
臺灣文學史應該予以處理的範圍,以生於臺灣、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以及生於臺灣之外、在臺灣定居、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為主;短暫逗留及其他情形,只限於有必要時才採用的程度。領臺以後,只把內地人在臺灣的文學活動當成文學史的對象,這類見解稍微失之狹隘,我們不擬採用。因為我們相信,既然要撰寫臺灣文學史,只要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至少都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這樣才是正確的。
意識到臺灣的移民性格的黃得時,同樣沒有以「民族」作為入史資格,而是以與臺灣的關係──或者吳叡人所說的「土著化」為主要依據。他不問作家從哪裡來、出身什麼民族,而是看重一位作家是否能夠「穩穩地立足於臺灣這個大地,寫好的作品,並且因而建設一個文壇」。當然,短暫滯臺後又離開(例如在島田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佐藤春夫)、生於臺灣但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例如劉吶鷗)、或是寫了臺灣相關作品但跟臺灣不太有實質關係的作家,也可納入討論,但不會成為主角。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不是排除性的,而毋寧是一種加法的、進行式的文學史建構。他意識著臺灣受到中國與日本文學的深刻影響,有著混居的多元民族。但這並不妨礙臺灣作為文學史主體。臺灣文學不僅有其獨自的特性,也有其自主的意願與追求。
  黃得時的這一部文學史,終究沒有真正寫完。皇民化運動臻於高潮的1940年代,他自新文學運動的「晚近」寫起,再回頭從鄭氏以降的古典文學寫下,但止步於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戰後1950年代撰寫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說〉,儘管甚為詳盡,但預告即將刊出的戰爭期部分,也始終未見發表。文學史沒寫完,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沒什麼關係的。出版《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1977)的陳少廷(1932-2012)、完成《臺灣文學史綱》(1987)的葉石濤(1925-2008)、或是更年輕一代的彭瑞金(1947-)、陳芳明(1947-)等,都繼承並發揚了他青壯年時期的文學史志業。但年漸老邁的黃得時也沒有閒著。1970年代,他開始撰寫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相關的文章發表於報刊,並呼籲著手整理翻譯出版戰前的史料。因為唯有如此,文學史的敘述才能跟實際的作品互相配合,「對於光復前的臺灣文學,纔能夠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正確的認識。」目前所見許多文獻復刻的原本,據說來自黃得時提供的收藏。
日治時期,他們的政治光譜、以及對新文學運動的想法都不太一樣,有些還在論戰中站在對立的兩端,辯論得不可開交。
(藏品/黃得時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此外,黃得時也開始參加座談會,現身說法,分享往日的回憶。在這些座談會上,他也遇見當年也曾和他同樣年輕、一起為建設臺灣文壇而努力的文學家們。1978年秋,鄉土文學論戰的尾聲,時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瘂弦(1932-)委請臺籍青年黃武忠(1950-2005)在臺北籌辦了一場「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到場的作家,有王詩琅(1908-1984)、杜聰明(1893-1986)、郭秋生(1904-1980)、郭水潭(1907-1995)、楊雲萍(1906-2000)、楊逵(1906-1985)、廖漢臣(1912-1980)、劉捷(1911-2004)、龍瑛宗(1908-1999),當然還有黃得時。不克出席的巫永福(1913-2008)與葉石濤,也寄來了書面意見作為參與。在日治時期,他們的政治光譜、以及對新文學運動的想法都不太一樣,有些還在論戰中站在對立的兩端,你來我往,辯論得不可開交。他們大概沒想過,歷經了日本時代、以及終戰之後那麼多漫長而又漫長的日子,還有機會一群人這樣再次相見暢談。他們從全臺各地趕來,一如44年前,他們也曾搭乘比現在更慢的火車趕赴臺中小西湖咖啡廳參加的那場「全島文藝大會」。只不過,現在他們都已是頭髮花白、拄著拐杖的老人了。
  兩年後,聯副的瘂弦再次邀請這群「臺灣文藝聯盟」的OB(Old Boy)成員在淡水的紅毛城聚會。但這次能夠出席的人,比上回少了一些。聚會上瘂弦提議,舊有資料的蒐集整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這些長時間沉默的作家重新創作。翌年,聯副向這些OB成員邀稿,出版了一冊黃綠色書皮、名為《寶刀集》的小書,取其「寶刀不老」之意。集子收錄十三篇文章,包括黃得時、楊逵、葉石濤、楊熾昌(1908-1994)、劉捷的文壇回顧,龍瑛宗、王詩琅、林芳年(1914-1989)的小說,巫永福、王昶雄(1916-2000)、陳火泉(1908-1999)的散文,還有郭水潭及吳坤煌(1909-1989)的詩。其中許多篇章,是這些日語世代作家在戰後的第一篇中文作品。《寶刀集》出版的這一年,也正是照片中黃得時在淡江文學週演講的1981年。
  黃得時站在台上,雙手拄著木製講桌,望著眼前這些年輕的大學生。
  儘管與講題無關,他卻分神想起了去年在紅毛城見過面的幾位朋友,以及不久前剛寄到他的研究室的那冊黃綠色皮的小書。
  年逾古稀,寫文學史是有些力不從心了。不過,他家裡收藏的一落落史料,都拿去給出版社整理復刻了。且他還能講。他的朋友巫永福說:「老人要講古,是權利也是義務。因為文化是一代一代傳承的。吃老不是白吃的!」
  他期許自己能常保健康。
  如此,當《臺灣文學史》終於完成的那一刻,他才能夠躬逢其盛。

★作家小傳
黃得時(1909-1999)今新北市樹林區人,活躍於北台文學場域,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轉入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其博學強記,一生獻身報刊編輯與學術研究,不僅在書寫體例上跨越新舊文類,在書寫語言上亦悠遊於漢文與日文,觸角多面,長於創作和研究,寫作面向包含漢詩與雜文、改編兒童文學,亦從事中國文化、台灣文學、鄉土民俗、日本漢學、中日文學文化交流之翻譯、文獻整理和研究,也是自戰前到戰後皆投注在臺灣文學史論述的學者,奠定其在台灣文學領域的特殊地位。
延伸閱讀
★觀測員簡介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2018,合著)。合編有《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2020)、《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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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就形式論,其構圖、畫質都稱不上好,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就文史價值而言,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唯一的亮點,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
    這張珍貴的照片,捕捉了諾貝爾獎得主川端康成與臺灣作家交流的身影。尤其可貴的是,拍下照片的時刻,發生在這間飯店裡的事,可能對臺灣文學史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也留下了遺憾。
    如果你感到低潮或寂寞,不如和臺南古典詩人王炳南一起,翻開他所創作的十秋詞,也許你會發現,那些情感其實有人與你共同分擔。
    乙未割臺,改變的不只是中日兩國與臺灣的命運,也令許南英由文轉武,從原本期待回鄉貢獻所學的安穩人生,轉成了一輩子的流浪,而這些浪跡天涯的回首之音,就藏在他的詩集《窺園留草》之中。
    半輩子活在日治時期,靠著自學、與朋友切磋養成一身古典與新文學素養;同時又因家境關係漂泊各處工作,經歷許多人生關卡;卻又能在重重關卡中累積廣闊的交遊圈,以及自我對詩學、詩品水準追求的周定山,在1952年因病返回故鄉鹿港休養,1958年成立半閒吟社,成就一座讓詩人們偷得浮生半日閒的詩歌樂園。
    透過指認是否支持戰爭、追究戰爭責任,無疑是面對歷史的重要工程之一,然而如同所有文學創作,所謂「皇民文學」也是後人理解一個特定時空下的人類處境的窗口。如果暫且放下對戰爭時期發表的作品究竟是抵抗還是協力的識別工作,試著理解當時的人們擁有的選擇,或許可以對那個不自由的時代有更多面向的理解。
    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就形式論,其構圖、畫質都稱不上好,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就文史價值而言,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唯一的亮點,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
    這張珍貴的照片,捕捉了諾貝爾獎得主川端康成與臺灣作家交流的身影。尤其可貴的是,拍下照片的時刻,發生在這間飯店裡的事,可能對臺灣文學史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也留下了遺憾。
    如果你感到低潮或寂寞,不如和臺南古典詩人王炳南一起,翻開他所創作的十秋詞,也許你會發現,那些情感其實有人與你共同分擔。
    乙未割臺,改變的不只是中日兩國與臺灣的命運,也令許南英由文轉武,從原本期待回鄉貢獻所學的安穩人生,轉成了一輩子的流浪,而這些浪跡天涯的回首之音,就藏在他的詩集《窺園留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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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指認是否支持戰爭、追究戰爭責任,無疑是面對歷史的重要工程之一,然而如同所有文學創作,所謂「皇民文學」也是後人理解一個特定時空下的人類處境的窗口。如果暫且放下對戰爭時期發表的作品究竟是抵抗還是協力的識別工作,試著理解當時的人們擁有的選擇,或許可以對那個不自由的時代有更多面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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