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小孩子去偷東西，你都不會心虛嗎？」
「我除了偷東西之外，沒有什麼能夠教他的。」
狹小的老屋住著年齡四散的人們，他們並非常見的三代同堂，只是一群各自有著互不相干人生的人們。矮桌上、榻榻米地板、日式拉門的櫃子裡凌亂地擺滿著各種瓶罐用品，與這些年興起的極簡風搭不上邊，從乾洗店客人口袋夾層裡摸走了領帶夾，即使是贗品，也讓沒得上學的祥太愛不釋手。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斷捨離，能偷則偷，「不要偷到人家店倒閉應該無妨吧」帶著這樣的信念（歪理?），他們「偷」走了別人家的小孩。
「又沒監禁他，也沒要贖金，這才不算誘拐！」
遭到家暴虐待的孩子選擇與陌生人共組新的家庭，和坂元裕二《Mother》的怜南相似，五歲的樹里帶著一身聲稱「自己跌倒撞到的」傷跟著柴田治手上的可樂餅回家，在這個新家裡，她的小小渴望─奶奶也曾經煮給她吃過的麵筋─被看見了；在這個新家裡，大人買新衣服給她之後不會被打；在這個新家裡，她還學會了新的事情。
「能派上用場的話，樹里也比較能在這裡待得下去。」
這個新家給了樹里新的名字「凜」，六名彼此毫無干係的成員繼續一起生活著。凜跟著哥哥祥太到處閒晃，因為學校是無法在家好好學習的傢伙才需要去的地方，漸漸也加入了偷竊的行列。
他們偷零食玩具、偷家人們要用的洗髮精衣服，他們偷的都是對別人來說不怎麼重要的小東西─彷彿樹里對原生家庭的意義一般─對他們而言卻是生活的全部。他們什麼都偷、或者說他們只能偷，沒辦法現場欣賞煙火於是偷了煙火的「聲音」，一家子六人排排並肩擠在小小的院子陽台上抬頭看著天空─即使短暫稍縱即逝，他們卻連看也看不見。
「雜貨店老闆說不要讓妹妹做那種事情。」
祥太帶著困惑的表情像柴田治訴說，在心智逐漸成熟、性徵慢慢出現的時期，祥太的社會化成為本部電影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小孩子對大人而言是不可動搖的存在，透過還沒完全成為社會一員的孩子們的眼睛可批判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
─《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是枝裕和
是枝裕和的電影裡，死者與孩子常會以重要的主題出現，那是因為兩者都能讓人感受到由外批判社會的眼光。無論是《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奇蹟》等以兒童為主的電影，或是《橫山家之味》《我的意外爸爸》描述孩子與家庭，他的電影經常性地看見孩子單純犀利的眼光。《小偷家族》裡的祥太在電影中後段的選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沒有人知道祥太故意被抓的真正理由是什麼，是因為柴田治那次破了規矩砸了別人的車嗎？還是他沒辦法看著年幼的凜做一樣的事？又或者他不想再繼續這樣的貧窮破爛生活？最後，柴田治也沒有問他，彷彿了然於心的表情靜靜聽著祥太的自白。他「父子倆」一起在溪邊，用著他們當初唯一偷來比較貴重的物品，那時柴田治嘴裡說著可以賣到好幾萬最後卻沒有拿去變賣的釣竿，在電影尾聲一起釣魚的畫面，教導的方向改變。治不再是祥太的父親了，信代深深明白他們對這孩子已經不夠了，在監獄會面結束前回頭的那個微笑與輕輕挑眉，卻比任何時候更像個母親。
「或許是我們...被選上了吧。」
「一般人可是無法選擇父母的。」
「但像這樣自己選的應該比較強吧。」
「什麼比較強？」
「羈絆啊！會有比較強的羈絆。」
「我可是選擇了妳唷！」
「（笑）」
信代與初枝奶奶在天橋上的那段對話，亦是整部電影圍繞的主題─「羈絆」，究竟想表達什麼？治與信代的結緣，起始於犯罪事件，而後陸續將這六名成員綁在一起的，那個「羈絆」究竟是什麼呢？是單純能夠吃到可樂餅的簡單幸福、還是頭已經洗下去了的革命情感？我想這個問題是枝裕和導演並沒有打算給予答案，或許他自己也沒有標準答案，只是在六人擁擠的共同生活片段，看見另一種家庭的樣貌。
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不是神也不是法官。壞蛋或許是用來讓故事（世界）變得比較容易理解，但不用是否反而可以讓觀眾將這個電影當成自己的問題帶回日常生活中呢─。
我總是期盼看電影的人回到日常生活時，對日常生活的看法能有所改變，能成為他們改掉用批判性眼光看待日常生活的契機。
─是枝裕和
信代被捕，在鏡頭前的那一段自白，攬下所有的責任。她並沒有認錯或者道歉，只是靜靜陳述所有這一切。接著其他人陸續回到原本生活，看似回歸「正常」，然而原本生活裡的問題並未解開，他們該如何繼續活下去？警方將這起事件「結了案」但他們的人生呢？
樹里最後的一躍，目的地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