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年 : 2004
日本人最欣賞櫻花那種 開到最滿最美的時候
一同離枝入土的那種情景 他們認為人生就應該是這樣
《悲情城市》裡,以後殖民的角度殖民母國是日本,進行式中的迫害是國民政府施壓,台灣面對的是外來政權移轉的不適應,影片中的日常生活早已受日本的潛移默化,成為一種軟性、綿密的日據痕跡,寫字、插花、唱日本童謠,靜子離別前送寬美和服,遙想寬美穿和服的模樣做為日後的想念,頓時日本人和台灣人彷彿站在同一線上,都是迫於時局的無奈,日本的形象因人民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而被美化了,倒也不是以德報怨,而是台灣歷經很長的被殖民時間,想法上有了改變,不是習慣被奴化,而是日據時代台灣有許多顯著的現代性建設和教育,這在一時之間存在的不只是對殖民者的仇視心理,日本交出統治台灣的政權,如同開滿的櫻花即落,沒有民族的殺戮,只有對台灣戀戀不捨的小川校長和靜子。知識份子做為歷史的見證,也是影片最重要的發聲源,它們在政治歷史電影裡扮演的不是無知被迫害的人民,而是台灣這塊島的主人,肆無忌憚地批判整部片所看不到的帝國主義,僅管知識份子最後曲終人散,林文雄一家零星的吃飯人口仍展現台灣人帶有韌性的生命力。台灣聚集複雜的人種導致人民對抗的是和自己說不同語言的人,林家面對日本政府是流氓、面對國民政府是漢奸,最後遭上海人陷害。
文清在火車上被本省人執問哪裡人,他擠出一句發音不標準的台語:「我是台灣人。」本省人欲打他,寬榮來解圍對本省人說:「伊是聾人。」
國民政府從日本手裡接收政權後,族群對立更趨明顯,處在視聽混淆的時代,或許當聾子是最幸福的,文清、寬美、阿雪和靜子政治邊緣人物的角色掌握敘事的口吻,不如知識份子積進的批判帝制,也不如林文雄、文良淌進上海幫的渾水做劇情發展的軸心人物,他們透過無聲的畫面景緻和平靜的陳述表露對歷史創傷的包容,文清一角可以看作台灣的縮影,小時耳聾不知–清朝馬關條約割台予日,隨後國民政府接收,無奈的命運,文清可以有不表態立場的自由比他到底是什麼人更重要–台灣族群融合比身份認同更重要,因為文本中的後殖民建築在國民政府戒嚴時期,除了本土意識的覺起、身份認同,外省人和本省人不合幾乎是所有禍源的癥結。
藝術電影泛政治化?台灣官方禁忌的歷史政治題材,不管怎麼去詮釋它,不管在什麼時候重新拿來檢視,都是爭議,即便是電影文本,歷史再現的真實性和作者的觀點在後設互文性的評論中,影響電影本身的地位,這已完全超乎藝術層面的思考,《悲情城市》在文本內文和外在以台灣電影做為標示地位兩方面不約而同地達到「台灣發聲」的絕對影響力,是追尋、再造,還是扭曲人民集體的記憶,所謂集體的記憶也是一開始就被意識形態建構的不是?
字幕和跳接形成電影語言的濃縮、時間的錯置
歷史事件運用想像來詮釋產生既依附又脫離的情感,構成史詩般的氣闊。字幕有的是簡潔客觀的陳述、有的是維美的詩篇:
萊茵河畔的美麗女妖 坐在岩石上唱歌 梳著她的金髮
船伕們 迷醉在她的歌聲中 而撞上岩礁 舟覆人亡
跳接在寬美和文清用紙筆交談時常見,穿插字幕和事情情境,例如:寬榮隱居在一個世外桃花源的片段。跳接可以過去、現在、未來多面相地去解讀,歷史、回憶和想像交織拉開體驗的歷程,也展現戲劇化的生命情境,例如:小川校長和靜子、文清一家三口站在山道旁、文清童年野台子弟戲的片段。排山倒海而來的劇情配合影片的節奏不見銜接的痕跡,充分闡述人生無常際遇和循環不絕的生命力,例如把婚喪的兩個場面接在一起:
文雄倒地 → 天空一隻飛鳥 → 山頭上辦法會 → 晴朗的山 → 文清和寬美的婚禮
空鏡頭的使用,尤其是山景,港口的景也多,增添不少影片的基調,這在閱讀劇本是無法感受到的,文字也許可以形容場景,影片中真實的物象可能沒有文字描述那麼細緻的展現,但現實相對於想像的落差反而是另一種美,空景不僅強化人和土地的關聯,依景抒情也表現中國書畫的美感。寬美日記的旁白多藉景言情:
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 沿路風景很好
想到日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 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溝通不良或單向溝通–多種語言混雜,國語、台語、日語、上海話、廣東話,文雄為文良被抓的事找上海幫,語言不通,最後拿禮出來,雙方都心知肚明事情的原尾沒再多說。光復後第一場戲日語廣播和戒嚴時陳儀的廣播都是單向溝通,人民無法與之對談,只能隨命運掌控。
劇中人物(發聲者)除了知識分子、文清、寬美、阿雪和靜子之外,一直都捲入事件內的文雄,也會說出一些後腦勺後面長眼睛的話,像是兄弟不順的際遇來懷疑母親的墳有問題、台灣眾人騎沒人疼的詞,其中一段與劇情無關的台詞,是文良被帶回來過年的破曉,文雄自個兒說了一堆,如果這段被剪掉對劇情沒有太大影響,但放進來,有種午夜夢迴中才確定「現在」的存在之感,藉由否定從前的荒謬確定現在,同時掺雜懷念的矛盾之情,台詞如下:
我不知道最近怎麼了睡覺常常做夢,每次都夢到小時候被我阿爸綁在電線杆上,我記得有一年也是過年前,我阿爸年輕的時候很愛賭,快過年了家裡沒半分錢,我阿母拿了一條金項鍊叫我阿爸拿去當,我阿母怕我阿爸把當的錢又拿去賭,叫我跟他一起去,結果我阿爸錢剛拿到手,把我騙到電線杆邊,褲帶解下來把我綁在電線杆上自己去賭,十二月天好冷啊,整條路都沒人來,快天黑了才有人經過,看我被綁在那裡才幫我解開,凍得差點死掉,以後我阿爸出門要做什麼,我阿母叫我跟他一起去,我都不去。
舉寬美和文清用紙筆交談跳接到寬榮隱居內寮的片段為例,來說明配樂有助於大塊記憶和意象的表現,並且具備載情與流暢敘事的功能,若此段音樂抽掉不用,是寫實敘事,陳述路程的長,用之,過程變成是回憶或想像,當音樂停止有恍然於世的感覺。
畫面:文清背著公事包、頭戴圓帽、拿著一把傘(文清既定的人物造型)和一個像廖添丁旁的紅龜的人走在靠山的石子路上,朝鏡頭走近時音樂響起,一台類似老爺車的車子經過,他們繼續走向山裡,山變得很大他們變得很小,隨後他們經過田,有人拉著水牛耕田,高處的人似乎對著他們喊叫,文清最後來到寬榮的藏身處。
聲音:走路磨擦石子聲 → 音樂響起(先是像敲擊樂,再來全是鋼琴的旋律) → 音樂+車聲 → 音樂+水聲 →音樂+人叫聲 → 音樂在寬榮看見文清兩人交談時結束。
以上的電影語言呈現如詩的文本,精煉,同時也失語,很多東西變得沒有交代很清楚,是刻意也好、是遺忘也好,無法還原真實,也就捨棄模仿現實,歷史的殘酷以優雅的進行式,不斷地解讀、不斷地創造是《悲情城市》成為經典的地方。
結語。關於《悲情城市》的文獻相當多,僅以電影欣賞者的筆觸著墨大師級作品的解析,而閱讀好的文本,則可訓練和發揮寫作功力,增進視角的開擴。由於篇中有很多個人的論點,可能出現超越個人對歷史正確認知而有誤的地方,請多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