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白話文學的革命，初始階段傳世的文人，其中不少人生比作品傳奇，性情比文章耐讀。五四百年之後的此際，逝者的文字彷彿再也吸引不了我們細閱，化成塵封的歷史文件。
張愛玲是極少數的例外。
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的祖師爺是鲁迅，那祖師奶奶大抵非張愛玲莫屬。張愛玲三字，對台港的文學發展、流派有深遠的影響，也說明了她那些精緻細膩的句子，人性心理陰暗之描寫，「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至今仍然令一代又一代的文青，津津樂道。在香港喜歡文學的人，大多都曾讀過〈傾城之戀〉 — — 香港城破，卻成就了私密的愛意。1943年，張愛玲筆下又誕生了一篇經典的短篇小說，〈封鎖〉。
七千多字，情節簡單直接：故事發生在上海，因為其時日軍佔領，道路突然因事封鎖了，一輛電車只得暫時停在軌道。電車上的男主角呂宗楨，一位已婚的普通打工仔，無事可做，觀察電車眾生相，突然發現一位可憎的表姪向自己靠近。呂宗楨厭煩表姪，把心一橫，離開原本座位，坐在一位陌生的單身女子側傍，吳翠遠。呂宗楨刻意向她調情，成功令表姪知難而退，兩人之間的交流沒因而結束，愈演愈烈，像談了一場偉大的戀愛，呂宗楨自覺愛上了她，吳翠遠亦為他而痛哭落淚。
此時，封鎖解放了。呂宗楨抽身回到原本的座位，兩人之間，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只是一場夢。
日常空間 VS 特殊空間
封鎖、隔離、限聚、禁止堂食⋯⋯2020即將結束，若果我們日後回顧這一年，相信最深的印象將會是，我們陷入了無止境的人身自由限制。即使是2003的沙士，也遠沒有現今這種漫長而又反覆，不知何日終結的禁令。
這種改變由外至內，由物質到心靈，其實都對我們的生命帶來了奇異、嶄新的體驗，例如線上教學、WFH等，打破許多香港人習以為常的生活空間。
搖鈴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張愛玲〈封鎖〉的精彩之處，恰恰在於她敏銳地書寫了，突如其來的空間禁制怎樣影響到都市眾生。小說俯瞰的視角環睹城市，強調日常生活的慣性存在，電車軌道不斷地向前行進，「抽長了，又縮短了」，隱喻永不停頓的線性時間，「如果不碰到封鎖，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這種不會斷，指出日常生活的循環反覆。
什麼是日常生活的循環反覆？香港人嘅精神，即係無精神。我嘅訴求就係返工！假設沒有什麼意外，活在香港這種現代都市的人，大多數都是返工放工、返學放學、買餸煮飯⋯⋯我們都有自己的社會身份，固定的行程時間表，預估的人生計劃書，並依此構成循環的日常。對有些人來說，代表了每天坐相同的交通工具回家，例如電車。
封鎖的搖鈴響起了，張愛玲用筆尖割出一條分隔日常與特殊的線，切開了兩個空間。
停止了的電車，不再是代表永無休止前進的交通工具，車上的都市人生被迫急速剎車，心靈沒有安全帶，拋了出去。當意外打破了日常，電車變成一個暫時性脫離「正常」的空間，促使了眾人看到、聽到平日意識不了的人、事、物。
呂宗楨看著也覺得不順眼，可是他並沒有笑，他是一個老實人。他從包子上的文章看到報上的文章，把半頁舊報紙讀完了，若是翻過來看，包子就得跌出來，只得罷了。他在這裡看報，全車的人都學了樣，有報的看報，沒有報的看發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沒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們不能不填滿這可怕的空虛——不然，他們的腦子也許會活動起來。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那時還沒有手機，不像我們隨時能躲進網路世界。因此，電車司機會由平日對乞丐的冷漠，轉為同情；呂宗楨揭開放著包子的報紙，半頁鉛字印在包子，他無聊得靠著這樣子來看報；其他人有樣學樣，各自找些事情來應對空虛。
而呂宗楨卻已經開始反思人生，抱怨自己的老婆，其實就是對自己生活的不滿；大學英文助教吳翠遠，批改作業，同時也在意識到自己得不到重視，過得毫不快樂。在這種特殊空間，他們才有機會擺脫日常，思考人生種種，燃起之後的戀愛故事。
舊的規範 VS 新的價值
張愛玲〈封鎖〉是一篇層次豐富的短篇小說，因空間改變而起，主線是呂吳之間的愛情，副線則反映了社會時代中新舊交替時之衝突。
每個大時代的來臨，必然伴隨新與舊的矛盾對立。活在現今的香港，撕裂1.0到3.0，黃和藍，功利主義及後物質，傳統保守跟自由民主，如此諸種，大抵人人不論立場都能身同感受。
民國時期所涵蓋的範圍，遠超此際，文言對白話，禮教戰獨立，傳統和新知⋯⋯魯迅寫〈狂人日記〉高叫救救孩子，巴金以「家春秋」三部曲記新青年的自決，老舍所見《駱駝祥子》反映小人物努力而不得好報，各有側重。
而張愛玲筆下，對比其他男性作家，盡說了那一個時代之中，新時代女性的困境和辛酸。
翠遠在學校裡老是覺得誰都看不起她——從校長起，教授、學生、校役……學生們尤其憤慨得厲害：「申大越來越糟了！一天不如一天！用中國人教英文，照說，已經是不應當，何況是沒有出過洋的中國人！」翠遠在學校裡受氣，在家裡也受氣。吳家是一個新式的，帶著宗教背景的模範家庭。家裡竭力鼓勵女兒用功讀書，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頂兒尖兒上——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在大學裡教書！打破了女子職業的新紀錄。然而家長漸漸對她失掉了興趣，寧願她當初在書本上馬虎一點，勻出點時間來找一個有錢的女婿。
單從短短幾句的描述，要稱吳翠遠為民國新時代女性的典型，應已當之無愧。她從小用功努力，苦唸英文，終於成功以知識改變命運，在神聖的教育殿堂，少數女性能夠擠身的場所工作。
可是她的能力偏偏不受認可，理論上說，新價值觀應是民族自強獨立，卻被學生批評從未出過外國讀書，直接評斷英文水平不足教學。更難堪的，家人以新式教育栽培她，但舊的規範，「男有分、女有歸」仍是最為重要，讀再多書，其實不過是裝飾罷了。
這點也能順著去解釋，張愛玲特意寫了兩段電車乘客圍觀醫科學生修改一張人體骨骼的簡圖。眾人以為他是藝術家在寫生，有人批評「我就看不慣現在興的這些立體派，印象派」，又有人說：「中國畫的影響。現在的西洋畫也時興題字了，倒真是『東風西漸』！」
更值得玩味者，乃呂宗楨和她談情說愛到最熱烈時，說希望翠遠當他的妾侍，而翠遠竟也一時心動，為了氣氣自己的家人，願意答應他的要求。
也許，新時代的來臨，不代表舊規範的力量就此消失，如影隨形，以各種形式隨時反撲。
社會身份 VS 活出真我
許多學者解讀張愛玲小說，都指出類似有「好人」、「真人」之對立。所謂「好人」，即社會建構的身份，伴隨各種規範、潛規則和價值觀的限制；相反，「真人」是脫離這些規範，自我獨立，活出真我的追求。我們的生命存在也必然有著這兩者，日常空間當個好人，而在特殊空間，隨時化為真人。
宗楨沒有想到他能夠使一個女人臉紅，使她微笑，使她背過臉去，使她掉過頭來。在這裡，他是一個男子。平時，他是會計師，他是孩子的父親，他是家長，他是車上的搭客，他是店裡的主顧，他是市民。可是對於這個不知道他的底細的女人，他只是一個單純的男子。
呂宗楨原本是個家有小孩，當會計師穿西裝官仔骨骨，為了老婆被迫當跑腿買包的中年「老實人」，好人也。本來，像他這種身份的男人，有著重重限制，例如不應對其他女子調情。但他在一場封鎖意外而來的空間，意識到自己人生的不足，對老婆的埋怨，加重了他對同車表姪的憎惡，最後竟推使他向翠遠搭訕。
如若表姪向老婆告狀，「氣氣他太太也好」，呂宗楨這樣想著，其實也是一再針對「好人」的身份，而在此時此地，他不願再當。在特殊的時空，他的「真人」浮現上來了。
以後她多半是會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決不會像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一股的可愛——封鎖中的電車上的人……一切再也不會像這樣自然。再也不會……呵，這個人，這麼笨！這麼笨！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誰也不希罕的一部分。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那麼愚蠢的浪費！她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式的哭。她簡直把她的眼淚唾到他臉上。他是個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個！
現代都市是一個充滿陌生人的世界，相對張愛玲另一短篇〈等待〉「你也在這裡嗎」的古典式相遇，〈封鎖〉的電車，則為陌生人匿名聚集的暫時性空間——即是，不認識的，無從預測的人會上來，而又隨時會下車，真正的萍水相逢。
呂宗楨和翠遠的相會，那看似急速而又相知相愛的Speed dating，也正是建基於此，因此毫無交集才敢放手一博，把所有真心話都說給一個樹洞，一位陌生人。與其說他們真的了解彼此，不如形容作各自是對方慾望的投射。
因此，呂宗楨會顧及自己有小孩，提出娶妾，而又說自己沒錢，會「犧牲了你的前程」；翠遠會認為對方最可愛，當場痛哭，其實都只是一場自編自導說服自我的悲情演出。
電車裡點上了燈，她一睜眼望見他遙遙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來他並沒有下車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
解除封鎖的搖鈴響起了，張愛玲用筆尖粘合一條分隔的線，重返日常空間。
呂宗楨抽身回到自己的座位，翠遠意識到一切不過是幻夢一場。成也空間，敗也空間，他們始終只是現代都市中的「好人」，雙方沒有多餘的交集，只是一個上車又下車的陌生人罷了。
當電車重新沿著軌道向前永無休止地行駛，當循環的日常時間再次流轉，當大家都有各自的身份和時間表——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