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港講《專業之死》：專家食屎啦！口罩有鬼用，民調信不過？
編輯嚴選
2020年美國大選，不止美國左右兩派對立，儼然隨時有內戰爆發，連香港也分成「我登」、「我侵」，一時間比起黃藍之爭更形激烈。我們只能任憑不同外國新聞媒體刺激情緒，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罵戰不絕，彷彿隨著資訊浪潮上下起伏，各自我執手中的浮木，不能自控似互相碰撞。
按道理，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聽聽國際關係、政治專家的看法，事實上他們亦就這次事件各表意見，沈旭暉籲港人勿為大選撕裂，梁啟智探討美國大選有沒有可能造票等。但是，一石激起千浪，反似是不信服的人多，各自在小圈子點燃戰火，爭論無止境地延續下去。
我們對專家的質疑不是出於一種健康的心理，我們是出於恨意在追殺專家，包括不少人認定專家就等於錯誤。我們一方面用連天的噓聲伺候專家，用「蛋頭學者」這個重新流行起來的詞語來醜化他們，一方面會在他們面前直接嗆。面對醫生，我們會當他們的面說自己需要開哪種藥；面對教育工作者，我們會堅持孩子考卷上的答案沒錯（才怪）。我們誰都不服，因為我們都覺得自己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那位。
專家和我們的距離是怎樣鍊成？蘇聯專家、教授Tom Nichols曾在2017年出版《專業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探討美國的「反專家」現象，洋洋灑灑地分析人類的心理特質、當代高等教育的商品化、網路時代的影響、傳媒娛樂化以及專家的墜落等問題。全書雖是立足美國，但在所謂西方文化霸權、全球化的當下，似乎有不少現象也和香港甚為相似（例如最喜歡挑戰老師的怪獸家長），可供借鏡。
通常提倡「XX之死」的人，很少真的肯定「XX死了」，而是用這種誇飾的標題黨手法，講述某一事物面臨重大危機。火災了，快來救火！《專業之死》指出，民主社會為了文明進步，專業分工，「小至個人的飲食均衡，大到舉國的軍事預算，這種種判斷都需要有公民與專家之間的對話走在前頭」。問題卻是，這種專家和公民之間的對話正在邁向死亡。
以往基於的知識壟斷，普通百姓和知識分子的距離相當遙遠。在近半世紀的社會變遷，種族、階級、性別都一一打破隔閡，專家和公民首次如斯接近。
2016年，香港出現過一位網路紅人，林太。林太受蘋果日報採訪，責罵樓市專家唱淡，略帶笑意又不失霸氣地說：「嗰啲咁嘅專家，吔屎啦！我哋唔係有見地，我哋係腳踏實地，唔聽專家㗎，聽專家意見就死啦。」林太一句吔屎啦，儼然成為網路潮圖，時至今日，每次有任何和專家有關的Post，少不了她的倩影。
2020年，四年之前我們或許尚會視林太為一個半認真、半戲謔的趣聞，卻在如今，彷彿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高叫著：「嗰啲咁嘅專家，吔屎啦！」
真理愈辯愈明 VS 人類的心理缺陷
Tom Nichols為專家下的定義為：一，「正式的訓練或教育，是專家地位最顯眼的招牌」，文憑未必有用，但至少是一個基本驗證；二，具備天資，努力很重要，但關鍵往往在那1%的天份；三，經過市場汰洗，真金不怕洪爐火；四，「專家社群靠由同儕組成的職業機構來維繫業內水準，以昭社會公信」。
常人如你我，又怎會知道成為專家這麼困難？Tom Nichols形容美國文化塑造了普通人對自學天才的浪漫幻想，並舉了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主角Will在酒吧中串爆哈佛生，取笑他為了學位每年付出高昂學費，而這些知識全在公共圖書館內。（”You dropped 150 grand on a fucking education you could’ve got $1.50 on late charges at the public library.”）
Will只有一個，但奈何我們都以為自己是天才。康乃爾大學的心理學者大衛．鄧寧（David Dunning）、賈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在1999年的研究指出，愈是欠缺能力的人，愈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皆因無能評估自己的水平，稱之為「鄧寧 — 克鲁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
Well，不要以為與我等聰明人無關，皆因人類有「中上效應」，普遍高估自我。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各項能力在平均值以上，利申，中上男神。
能把我們制住的，只有不理性的恐懼，至於不理性的樂觀則對我們無甚影響力。這是因為確認偏誤對於人類，可說是一種求生的機制。小幸運來來去去如過眼雲煙，但人死了可就不能復生。
除了人類天性的自負，生而有之的溝通障礙，還有「確認偏誤」。所謂確認偏誤，乃指我們傾向只看到和自己成見相近的事物，不斷強化固有的看法，並忽略相反的資訊。像有些人會有「飛機恐懼症」，即使你舉出統計學上飛機出事的次數少之又少，他們仍然會覺得自己是那個「萬一」的幸運兒。
「中上效應」加上「確認偏誤」，學術界尚有「同儕審查」（Peer review），互相批評，虛心受教，但在學術之外，就很容易形成各種「陰謀論」：
更可怕的是，陰謀論者會把反證付之闕如的狀況引為強大的盟友，證明自己所言不虛。畢竟一個沒辦法證明的陰謀論，才是最強大的陰謀論，不是嗎？就是因為蛛絲馬跡都被影武者抹去了，才叫作陰謀嘛，不是嗎？證據確鑿了就變成陽謀，還哪來的陰謀論？事實、不存在的事實，以及陰謀論站得住腳的樁腳。只要在人的心田種下陰謀論的種子，那繪聲繪影就永遠揮之不去。
Tom Nichols對「真理愈辯愈明」顯然相當悲觀，皆因陰謀論一旦形成，幾乎牢不可破。陰謀論成立的先天條件，在於不可證明，在於背後存在一股沒有任何人能說得清的黑暗勢力，隻手遮天。我們愈努力去證實陰謀論的不可信，只會愈增加相信者的壓迫感，在他們眼中，其他人才是被主流洗腦的一群人。
要舉例不難，像香港早年的謝安琪、黎明反疫苗錄音事件，「打疫苗真係好唔著數，仲好高風險⋯⋯打咗疫苗嘅人中咗招，仲將病菌散播出去」，許多專家已經仔細反駁，但在名人效應之下，依然有廣泛的負面傳播。
這恰恰和書中提及「就以疫苗的例子來談，兒少參與接種計畫的比率低下，其實很少在鄉下小鎮低教育程度的母親之中發生」相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反而才會說出疫苗接種不好，才對自己的判斷充滿自信，才有能力形成複雜的陰謀論，批判那些專家的聲音並不可信——
然而，真正的戰場不在人心，而於你我每日使用的，那個資訊爆炸人人匿名的網路世界。
知識自由流通 VS 網路資訊爆炸
曾經，許多人都對網路世界充滿樂觀的想像，可以打破階級、性別、言論限制，而人與人之間的網際連結，更超越了千古以來時空的局限。可惜像Neflix紀錄片《願者上網》（The Social Dilemma）的科企專家揭示，網路社群發展至今，經由Social media big data演算法，科技工具反過來塑造了人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狀態，導致憂鬱症、焦慮、假新聞以及社群對立等負面情況，日益嚴重。
在此脈絡，《專業之死》看見了這種危險局面，怎樣助長人類的「中上效應」和「確認偏誤」：
專家知道，「事實」不等於「知識」或「能力」。何況在網路上，「事實」真的就是事實嗎？在一次次知識體系與對手的短兵交接中，網路就像是為知識敵方助陣的火力掩護：網路會持續不斷地用隨機而瑣碎的片斷資訊來轟炸對手，包含專家或一般的民眾，直到砲聲使人震耳欲聾，也不可能進行任何理性的討論。
過去，我們要做研究、資料搜集，必定要去圖書館翻書；如今，卻輕鬆得只要Google在手，世界我有，彷彿每人都是Doctor。Tom Nichols卻說，「光是把關鍵字輸入電腦，不叫作研究，這叫作問問題」，因為要找出事物的真實面貌（或較有理據、較好的詮釋），需要有判斷力，尤其在每人皆可寫、可拍片的年代，這項能力更為關鍵。
侵侵名言，You are fake news，已經成為網路流通的事實，假新聞傳播率遠高於Real news，嘩眾取寵，投某一特定社群所好。即使幾經澄清，「就算是源頭已經把錯誤或虛假給剷除掉了，不良資訊還是會從早已落地生根的其他資料庫中跳出分身」，難分真與假，Fake news永垂不朽。
Hector Macdonald《後真相時代》（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一書，沒有否定真相的可貴存在，提供許多方法讓我們找出各種論述背後的真相，簡言之，Fact check。沒意料到，後真相三字反而變成了一個藉口，絕對的相對主義，一切皆是觀點和立場之差異，你的立場，即是我眼中的垃場。Internet searching，已如Tom Nichols所形容，「這種行為的目的不在學習，而在於在與別人爭辯時取勝，或者是證明自己的成見為真」。
無論是「同溫層」、「回音壁」抑或「大揀選」（The Big Sort），無非都是說明網路時代強化了我們的心理缺陷，成見之外的虛心溝通已經相當稀有。那麼，專業的新聞報導能夠力挽狂瀾，建立彼此溝通的橋樑嗎？
二十一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新聞來源最多最雜的一個世紀。靠著廣播、電視與網路，我們輕輕鬆鬆就可以取得資訊，並靠著電子產品與人分享；憑藉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們比前人更有能力閱讀資訊、討論資訊。這是一場資訊的盛宴，而資訊做為主菜，旁邊還加了無數碟小菜。既然可以吃得這麼飽，民眾為何還是感覺腦袋空空，為何還是對專家意見有接受障礙呢？我們不是都把東西剝好、煮好，放到他們面前了嗎？這些疑問的答案就是：資訊的「出菜量」太多了，而且這些菜都加了太多名為「娛樂」的色素與香精。
雪上加霜在於，現在不論是傳統媒體娛樂化、新興娛樂媒體以至內容農場，一味追求點閱次數。媒體追隨客人的喜好提供餐點，通通不過是一盤生意，自然迎合客人的政治取向、成見。既然有更合自己口味的快餐店，又何必辛苦自己，去吃營養均衡的健康料理？這些多資訊平台，總有一家剛剛好，符合我們的「確認偏誤」。
專家再敢說些什麼破除成見的言論，「民眾好一點的忽略你，狠一點的圍剿你」。看起來，千錯萬錯都不是那些高高在上專家，如家長指揮小孩的知識分子之錯，但這是事實嗎？
專家萬能 VS 專家食屎
專家有學歷訓練、天份、經市場汰洗，以及同儕審查的四大特質，是否代表他們沒有任何問題？
二○○五年，一項研究問了科學家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是否在研究中有過不好向人啟齒的行為，結果有百分之二的科學家自爆曾經捏造、竄改或「調整」資料過至少一回；百分之十四的科學家說他們目睹過同僚有這樣的行為。被問到與徹底造假等天條只有一線之隔的嚴重行為不當，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有涉入過處於灰色地帶但仍屬於有違良心的作法，包括對與自己看法相左的發現視而不見。破七成的受訪者宣稱曾看過同僚有這類的嚴重行為不當。
專家刻意欺瞞、墮落的新聞不時爆出，每一次都令民眾對他們失去信心。Hans Rosling《真確》一書就曾坦承，過去許多醫生都建議嬰兒趴睡，避免BB被嘔吐物嗆到窒息，最後證實，仰睡比趴睡更好，趴睡反令嬰兒因頭部的重量壓迫，呼吸易受阻塞。
專家的失職，犯錯而不知改進，公民確是有權監察，加以批評，特別是當知識分子跨越自身領域之外，對其他範疇表達意見，而被視作權威。但不應「一枝竹篙打死成船人」，一件事出了問題，並非等如全部皆不可信。這種看法，源自我們對「專家萬能」的過度期待，最終迎來無止境的失望。
我們只記住專家的錯，卻往往忘記，專家的難能可貴，在於他們有相對客觀、公正的檢討機制，亦懂得更快、更恰當地從錯誤中汲取經驗，化作正確的知識，以在未來發揮作用。我們必須記得，即使他們讀再多的書，世界仍然變化無窮，沒有任何人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素人會期待專家百發百中而永遠不錯，但這是種不切實際的期待。專家要是有辦法做到這種程度，那他們何必辛辛苦苦在研究室或實驗室裡忙進忙出。政策專家要是有天眼通或像上帝一樣全知全能，那政府哪還會有財政赤字，戰爭又怎麼會在沒有狂人挑釁時照樣發生？
另一個思考盲點是，專家預測本身具有改變未來的可能。像美國甘迺迪總統在一九五○年代尾聲擔心到了一九七○年代，核武國家將多達二十多個，現實卻是2020年僅有九個國家擁有核武。我們可以說專家錯了，但很可能，正因專家判斷所採取的行動，才導致目前的結果。
像知名的「人類史三部曲」第二部，哈拉瑞在《人類大命運》再三嘗試預測智人的未來，目的卻非單純告訴我們一切命定，而是企圖透過此書引發智人改變未來的可能。這，正是專家的意義。
民調並非未來會如何發展的書面保證。很多事情都會改變人的想法，包括無從預測起的事件到商業廣告。就像專家所從事的各種行為一樣，其表現的好壞應該看整體的趨勢，還就是要看專家會不會虛心從錯誤中學習。
Tom Nichols眼中，「預測未來，其實就違反了科學的基本原則，因為科學的任務就是解釋過去，而不是預測未來」。他舉出「黑天鵝事件」研究，說明了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往往出自人類未知的意外，諸如911事件，對社會未來走向造成重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即使專家再怎樣用功、聰明，人算不如天算，都可能會有突發意外，最後仍免不了落得燈神之名的。
餘談：但願專家不必再食屎
香港不是民主社會，也距離這兩個字愈來愈遠，但正如去年相當熱門，人手一本的Timothy《暴政》，教導我們「捍衛制度」、「勿忘專業倫理」、「當個真相調查者」等等，也很需要知識分子和民眾互相信任，攜手對抗暴政之惡（專制社會的知識分子和政權同流合污，如雷鳴鼎之流，另當別論）。
至今我依舊深刻記得，林太那句：「嗰啲咁嘅專家，吔屎啦！」強而有力，戲謔之間帶有七分蔑視，彷彿那些專家一個接一個都是讀死書讀書死的書呆子。到了之後的疫苗播毒論、口罩無用論，以至現在專家國際分析都是廢話，寧可自己Google出屬於自己陣營的資訊，堅信自己執著的角落，即為真相。
我不是政治、時事以至媒體的專家，這些火燒不到我身上，只是難免為此感到惋惜、錯愕。那股不滿的氣焰，由「確認偏誤」、「中上效應」，炮火連天的「網路時代」，種種錯誤期待，幾近恨意的人身攻擊，充斥在公民和專家之間，有如殺人父母。
專家與公民間的關係，就跟絕大數民主制度下的互動關係一樣，都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一但這樣的基礎崩解，專家與素人就會變成交戰的兩方。一旦事態朝此方向惡化，民主本身就可能陷入死亡漩渦，進而讓暴民政治或由技術官僚把持的菁英統治成為迫在眉睫的危險。這兩種終局都是威權統治的變形，也都是美國現狀所面臨的重大威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或許是美國目下的現況，雖不可和香港相提並論，透過觀望、分析，我們將能夠看到許多實用、重要的警示。
下次我們看見專業出錯，又或不合己見時，不妨先平心靜氣想想，自己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資料判斷，到底有沒有必要人身攻擊，使溝通成為惡性循環的之一？
但願那些活在香港的專家，不用再日日食屎。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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