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校園民歌。校園民歌是愛國思潮（清末以來受列強的欺侮，抗日之苦難，一直到七十年代退出聯合國）加上台灣青年苦悶（像聯考之重重難關，像學校的髮禁等）的產物。
青年們對故國的懷戀，像是歷史跟國文讀到的那些東西，再加上藝術歌曲，像〈我住長江頭〉、〈紅豆詞〉，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末，青年們藉著民歌，來找尋心靈中的祖國。所以有人會寫出〈歸去來兮〉、〈教我如何不想她〉、〈玫瑰三願〉，有人會把余光中的詩譜成歌曲，即使是歌頌田園，也如同是小時唱〈杜鵑花〉、〈茉莉花〉把它延伸。
校園民歌的寫者或唱者，當然聽過美國五十年代中期以後的民歌，像Kingston Trio的Tom Dooley，像Joan Baez的Donna Donna，絕對人人都聽過；但作起自己的歌時，便成了校園民歌的那種模樣，也就是頗具「中國」的風情。這是沒辦法的，因為中國近代史自然會呈現成如此。
再說新電影。
我算是見證了台灣新電影發生的前端。我的很多朋友，例如：楊德昌、張毅、余為彥等，都是新電影運動的重要健將。
我因為學過幾天電影，所以剛好和一些後來會去做電影的人，前面就認識上。那麼，可以就我所知道的講一講台灣新電影怎麼發生，跟發生的前夕。當然台灣它是一個看電影很重要的地方，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上一大段幼年看電影對他濃烈的、幾乎是不能取代的那種珍貴影響。
七十年代中後期，大家對於片商主導的國片題材的庸俗，早就已經想要求變。但是沒有什麼成效，侯孝賢拍《風兒踢踏踩》，還有《在那河畔青草青》，剛好有一點想把攝影機拉到三廳以外，而進入小市民的生活街景裡，但一直要到八十年代初，這股能量才累積到不能不爆發的厚度。
這個時候，1981年，余為彥的哥哥余為政，他慫恿一個好朋友，從美國回來，這個人就是楊德昌。余為政說，老楊，別待在美國每天只是上班，回台灣拍電影吧！那個時候余為政構思了一個故事，後來的名字叫做《1905年的冬天》，是李叔同在辛亥革命前幾年的留日中國熱血青年的故事。
那時候他弟弟余為彥和王俠軍在南部做房地產賺了一點錢，所以可以一人投五十萬，後來因為我介紹了詹宏志，他那時還不那麼有錢，只是「工商時報」的編輯，但因為對於藝術的熱愛，或說我前面講的癡情、奉獻，宏志也投了五十萬。宏志對於各種領域的濃烈興趣，在那麼年輕時（才25歲）就極富膽識的參與，後來他能闖出這麼一番事業，足見是有來由的。
楊德昌在這部片裡也參與了編劇，還拉來香港的徐克，作為第二男主角，第一男主角是王俠軍。這個片子最後沒有上映。但從此以後楊德昌就留在台灣。然後沒幾年，就做出了一番他的電影事業。
大約在1982年，張艾嘉集結了十一個導演，把十一個短篇小說拍成電視電影，成了《十一個女人》。有幾個還沒開始作導演的，也被她找。但我不是其中一個，除了我沒有積極的投入意願外，同時意味著，或許我給人一種感覺，一種還不怎麼想全身投入社會中任何一樁事業的那種調調。我不該是人家想到要去找的未來的導演。她找了我旁邊的一些人，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到那時，還沒有那麼高的興趣，把自己往導演上去規劃。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定是逃避。而且我已經準備在不久後的1983年去美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