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村落之聲】後疫情時代裡「新地方」的誕生：人地新關係在病毒蔓延時的再思考

COVID-19 的疫情風暴，大幅地重塑了我們的生活與生產方式，封城、隔離成為阻止疫情蔓延的主要手段。受疫情影響，許多人被「錨定」在家裡，也有些人不得不在某個遠離他們稱之為家的地方「就地避難」。至於沒有住所的人們呢？他們無處可藏，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保護措施[1]。在這些能落地的人們當中，有些人適應良好，可以很快地錨定在某個地方，再加上便捷的數位科技，這些人的住家可以在瞬間改造為工作場所或學校，讓工作與學習得以在家裡延續。然而這也並非是什麼值得慶幸的事，當生活的錨只能定於家時，圍繞在家庭裡的緊張局勢與複雜關係卻也逐漸被揭露[2]。更有甚者，當生活只能囿於家門以內時，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開始與家門以外、那些日常往返的地方漸行漸遠。

那麼，究竟什麼是「地方」呢？「地方」應被理解為是一個有意義的場所，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島嶼漂浮在「非地方」（non-places）的汪洋中[3]；地方也是一個活結構，對外部相對陌生的世界開放；而能安全地探索陌生世界的可能性，則是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建立的先決條件。

實際上，疫情除了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劇變，也在許多方面提高了我們對「人－地方」（people-place）關係的覺知，甚至促使我們重新開始思考那些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的「人－地方」關係。COVID-19 對於人們更直接的威脅，或許是將生活與地方切了開來——疫情、封城鎖國及社會心理後果將導致地方依附感減少，進而形成孤立島嶼的「非地方」，而這些情況值得我們重新思考「人－地方」關係的概念化與辯證關係，以及在後疫情時代中人們的地方經驗裡，細微的差別會如何反映出這些張力。就此而言，後疫情時代裡的「新地方」，當中「人－地方」關係所面對的挑戰，便在於如何避免我們所身處的「地方」在「非地方化」中失所。

地方是一種本體論結構，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總是鑲嵌在地方，也在地方中體現[4]。然而，COVID-19 大流行提升了我們意識中的地方力量，提醒我們過往熟悉的生活，其實是一個由「地方」所建構而成的存在。然而，為何偏偏是在疫情海嘯來襲的當下，才讓那些原本隱而未顯的地方感浮出水面，具體而微地撞擊我們心頭？正是由於現在的我們因為防疫，需要重新被安置在某個地方（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也是因為全球的「就地避難」措施，使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錨定在某個地方。不過所謂的「安置在地方」，不僅僅是被固定於地方的表現而已，人們總是能在如此被安置的生活之中，感受到、意識到當中某些關係的緊張，以及與過往日常的細微差別。在這些緊張關係中，特別突顯的其實是「安置在地方－與地方疏離」這種現象在辯證的緊張關係中存在，而這兩者的拉扯比以往更需被關注。

隨著 COVID-19 大流行的展開，我們被安置在某個地方，進而與他人離群索居，在這種情況下，「與地方疏離」的流離失所反映了與日常地方各種形式的疏離，這些地方具有意義，並滿足我們的物質與心理需求。許多人與工作場所疏離，與親人及其住家疏離，與共享的地方疏離，以及與家園疏離。這種「與地方疏離」打破了我們與地方的聯繫，並對健康福祉產生重大影響，從孤獨與抑鬱、擁擠感與被迫感，到無聊、沮喪、壓力與憤怒[5]。

地方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區位，不應只被理解為一個有邊界而孤立的實體，而應看作為「內部與外部」、「向內與向外」的鏈結。地方的內部與外部交織在一起，形成辯證意義，內部之所以能被欣賞，主要是因為可以與外部的存在進行比較，且相對可以接近；而外部世界具邀請性，能做為可以希冀探索與認識的所在，則是因為內部允諾的安全[6]。因此有意義的地方，是那些能提供內部與外部、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安全、穩定的過渡地方[7]。

但是，為防止 COVID-19 傳播而實施的封城鎖國，在幾個面向上打亂了內外平衡：如原本作為外部的生活與地方，侵入了家的內部。對許多人來說，家曾經是避難所、安全基地及隱私的地方，也具有最強烈的依附感，提供改善情緒、因應壓力及復原感等心理好處[8]，但現在家卻變成學校、辦公室、酒吧及健身房的代理。與外部的互動在行為（待在家裡）、心理（對危險及無法控制的病毒之恐懼）及社區（社會隔離疏遠）層面受到阻礙，由於與外部的心理接觸受阻，針對親密伴侶、兒童與老年人的家庭暴力時有所聞[9]。

COVID-19 疫情爆發後，社交距離及相關管制規定破壞了我們與地方在「安置在地方－與地方疏離」、「內部－外部」之間保持平衡的關係；易言之，COVID-19 大流行揭露了這些辯證法的重大差異，尤其是城市的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的新政治 在 COVID-19 大流行下，城市公共空間的觀點和用途，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們看到的與家庭性質有關的矛盾情緒。如果「外部」對某些人而言，可能以自由、社會接觸的形式出現，從而減輕居家隔離可能經歷的孤獨、抑鬱、擁擠、壓力、憤怒及暴力，那麼對其他人來說，「外部」也可能代表傳染、控制、歧視、暴力及社會孤立的「蠻荒野地」，以強化家庭作為安全場所、溫暖的家庭關係及穩定的意義中心。公共空間的主要價值之一是由於「不可預測性」而得以與他人偶然相遇，但疫情發生後，「不可預測性」卻可能引發社會大眾的焦慮。雖然社交距離協定是公共空間的新規範，但它們有可能被應用於疾病控制以外的目的，以「醫療化」形式向階級與種族的焦慮提供奧援[10]，我們可以從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政治化，以及從集會權辯論看到這種現象。禁止在公共場所集會損害了集會的基本政治和公民權利，使在大流行中利用公共空間變得更複雜[11]。

社交距離協定也激發了新的城市規劃戰略，重新定義了公共空間的意義、規範及功能，這反過來又驗證了地方具爭議的本質[12]。例如，某些地方開始企圖調整城市空間以允許實質距離展開，因而引發了行人主導的策略與酒吧餐館重新佔領開放區，以補償經濟損失之間的爭端。不少國家的城市（例如美國紐約、波士頓，及加拿大溫哥華等）開始重新配置街道，以容納騎自行車者及行人，更關鍵的是，對公共空間使用方式的重新定義直接影響到那些利用公共空間生活和／或工作的人（例如街友）的「城市權」[13]。而禁止或限制在公共場所集會，損害了集會和抗議的基本政治與公民權利，正如 Salama (2020) 指出的，公共場所的「主動參與」形式，涉及社會互動與集會，可能被「被動參與」形式取代，例如路過或觀看。因此，COVID-19 大流行重新調整了人們使用、佔領和擁有都市空間的方法，並啟動了新形式的政治抵抗[14]，這可能是建立更公平的公共和室內空間的機會。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由於缺乏戶外運動、社會互動與既定的例行公事，隔離和行動限制可能會對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精神健康專業人員建議人們去散步或坐在花園裡（如果有的話），作為容忍被關在家裡的一種方式。相關研究也指出，年輕、獨居、居住在都市地區和收入較低的人，其抑鬱和焦慮程度較高[15]。這些發現佐證了以下結論：COVID-19 大流行在前文所述之「內部－外部」的相依與相撞關係之中，社會脆弱族群特別需要重新取得平衡，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地研究來探討疫情帶來的這些「人－地方」關係的轉變，令我們在「安置在地方－與地方疏離」及「健康與福祉」感受上短期及長期的後果。

拜科技進步之賜，已有愈來愈多的遠端工作新典範。亳無疑問地，COVID-19 疫情大大加速了遠端工作的機會，也進一步強化了都市生活／鄉村生活的二元化論述，其中包含有能力逃離市區工作者的「災害仕紳化」（disaster gentrification）現象[16]。高收入家庭尋求購買更大的住宅以便在家工作，以及中產階級從都市逃離到鄉鎮是否成為「後疫情新常態」值得觀察；與此同時，這種逃離潮是否會遭到鄉鎮居民及地方政府「保護地方」行動[17]的拒絕或抵抗也值得觀察。易言之，我們應仔細觀察如何面對解決新增人口的經濟利益，以及增加感染機會風險之間的緊張局勢。總體而言，持續改變的休憩行為可能會產生正面的環境效果，進而減少與飛機及汽車旅行有關的碳排放，甚至可能將典範移轉到騎自行車與步行的「慢速旅行」（slow travel）[18]。

COVID-19 大流行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活體驗。對高度傳染性疾病、經濟不確定性，及喪失大量社會接觸的恐懼，使數千萬人面臨實質與心理疾病的風險。大量社會接觸喪失主要肇因於封城鎖國等空間限制，這些封城鎖國及空間限制，一下子提高了人們對地方在我們生活中構成作用的覺知，但其具體作用的方式仍值得持續觀察。我們認為，後疫情新常態的空間規劃應根據本文主張的「安置在地方－與地方疏離」及「內部－外部」等論證的動態情況，著手爬梳「人－地方」新關係之研究。

惟有如此，相關研究才能更妥善解讀此大流行如何改變我們安置在地方的方式、如何改變我們與家庭的關係，以及如何加速脆弱人群與地方的疏離。然而，切記的是，在駁斥任何對地方或家庭依附感的浪漫理想化的同時，後疫情的「新地方」應具有溫暖、安全、穩定、復原、解放與自由的潛力，而不必然會導致孤獨、抑鬱、壓力、焦慮、憤怒及暴力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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