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故事 StoryStudio 精心企劃《二二八・「物」的呢喃》／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
作者：張尹嚴
處於日、中、美等國夾縫中，臺灣人幾乎無從選擇自己的命運，像是屋簷下的蝙蝠，只能隨著屋內的主人來去而變換身分，更別說是位於邊緣的原住民族，而擁有數個名字的他，或許便是最好的見證。在日本人面前，他的名字是矢多一生；在中國人面前，他叫做高一生；但在族人面前，Uyongu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才是他真正的名字。
流轉於政權與政權之間，高一生從來沒有忘記部落自治的夢想。出生於阿里山特富野的大社石埔有小社，作為阿里山鄒族的先覺者，高一生於幼年時就讀於達邦蕃童教育所、嘉義尋常小學校，而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成為首位接受高等教育的鄒族族人，接受新式教育的薰陶。
哲學、文學與音樂，從此緊繫於高一生的生命，成為其行動的養分。從臺南師範畢業的那年，高一生不過 22 歲，但善於哲學思考的他在《ハーべ先生（哈薇老師）》這本書上，寫下他對於部落自治的藍圖：吾村地方自治化，吾人不可能永遠藉著官府之手發育成長，吾村既有祖先傳承美好耕地，⋯⋯學校、共同耕作研究場、農事研究場、購買組合、利用組合⋯⋯每一項目，藉著地方自治一一實現，理想的自治模範村，正在阿里山森林的山麓建設⋯⋯
家鄉的田野，是畢生的志業。
儘管作為日本人特意培植的原住民青年，高一生並非毫無意識地順從於日本人，而是小心翼翼地在殖民者的權威與部落的發展間取得平衡。高一生深知：日本透過「理蕃政策」而高舉著同化的旗幟，教導原住民日語、日本風俗或更改姓名，僅不過是想要更深入掌握族人。
師範學校畢業後，在達邦部落擔任教員與巡查時，高一生親眼目睹著族人受到官府的差使與磨難，對於自我認同的輪廓，也在族人的汗水摻著淚水從身上滑落的那瞬，在腦海中更加鮮明。
朝代的更迭
日本戰敗後，殖民統治一夕間裂解，表面上的壓制也就此煙消雲散。在後繼殖民者的權力尚未完全進入山地時，自治理想便如同新生的嫩芽從石縫中緩緩抽出，鮮綠的葉象徵著希望，期待有日也能成為山林中的參天巨木，靜靜的守護山林。
隨著新來的政權開始在臺統治，孩童們在學校內唱著的歌曲，也從君之代的「吾君壽長久／千代長存八千代」轉變成「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當時還沒能熟習中文的鄒族孩童，還不能明白這些歌詞的涵義，只是遵從教員們的指示，用著不太標準的發音唱出這些句子。
不過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山林與田野永遠是嚮往的所在。戰後初期，高一生把握住時機取得國民黨的政治授權，成為那時候還叫做吳鳳鄉的阿里山鄉首任鄉長。縱使仍須服膺於國民黨的統治，但能夠獲得地方的行政權力，對於遭受日本人、漢人長期重層歧視的原住民族來說，這已經是前所未有之事。
只是不到 1 年，新政權帶來的希望隨即被官員的貪婪與腐敗輾壓，行政長官公署愚拙的統治手段使得民怨不斷積累，最終釀成大禍。1947 年 2 月 27 日，在臺北所發生的緝煙血案一發不可收拾。據聞臺灣同胞都發起了革命，正拿著武器準備與國民黨的軍隊一決死戰。事件的騷亂從臺北延燒至嘉義，又再從平地擴散至山地，也驚擾了達邦部落。
平地人匆忙告知高一生，市區的民兵已經包圍水上機場，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激烈惡鬥，雙方僵持不下，而紅毛埤彈藥庫的國民黨軍正準備出動，希望鄒族部落得以派員協助。盱衡局勢後，高一生同意由曾擔任日軍少尉的湯守仁帶領鄒族族人下山，數十位戴著日軍戰鬥帽的青年聚集於達邦部落的運動場，吶喊的聲音響徹山林。
青年們扛著數挺機槍與輕步槍，朝著水上機場與紅毛埤彈藥庫進發。與此同時，臺南縣長袁國欽因事件的動亂波及，倉惶自新營地區逃出，連夜趕至達邦部落躲藏，並尋求高一生的保護。
高一生何故一面答應協助嘉義民兵，又一面保護臺南縣長袁國欽？這樣的行為矛盾而弔詭，不過從部落利益的角度思考，大概就足以明白作為部落菁英的高一生為何如此決策。對原住民族來說，保持中立、避免涉入平地的事務，大概才是保全自身的辦法。
事件後，政府軍自海上開來，遭受鎮壓的民兵或死或傷，未被波及的，也早早四散逃亡。高一生與湯守仁眼見情勢轉變，便向官方投誠，主動出面自新並繳出槍械，因此未受到國民黨政府太多的追究。
袁國欽後來亦因此協助轉移新美農場、茶山農場等土地的經營權給高一生等人，以此作為回報，成為高一生實現部落自治的重要基石。平地的騷亂終於趨於平靜，此時高一生的自治夢想，才正要開始實踐。
二二八事件中，各地的原住民族也與高一生、湯守仁一樣，並非全然置身於事外，旁觀時局的劇變，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國民黨雖然於事件中也曾追蹤到原住民的參與，但在事件後大多未有整肅行動，而以撫慰及拉攏的對策為主。
表面上看似寬大為懷，不過實際卻是因為國民黨於戰後初期，尚未將統治權力滲透至山地部落，也不時聽聞日軍窩藏山地、原住民握有大量武器等傳聞，而懼於原住民的反抗。但當國民黨逐步控制山地後，這些未能順從於國民黨的原住民們，便成了國民黨急欲剷除的目標。
報告（二）
報告 （民國 39 年）10 月 6 日 於保安司令部
前據本部台南諜報組內線張中孚同志報告：朱毛匪黨許石柱吸收渠加入其組織，復介紹其弟劉水龍與張聯絡，經半年來之偵查得悉彼等在阿里山內有潛伏武裝，惟內情不詳。⋯⋯
由劉介紹加入該組織者有：
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湯守仁（警務處山地警務室科員）、李貴登（阿里山線車長）、侯水盛、陳振昌等。⋯⋯
謹呈 兼司令吳職 彭孟緝
成為獵捕目標
是什麼時候被情治人員盯上的呢？
當高一生還在專注於新美農場的開發時，1950 年 10 月，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突然寄送了一份報告書給省主席吳國禎，上頭清楚寫著吳鳳鄉的高一生與湯守仁曾參與匪黨組織。
承辦案件的情治人員深怕貿然逮捕高、湯二人會引發鄒族暴動，因此事先商議許久，推演多次逮捕的計畫，最後決定以吳國禎的名義誘騙高一生前往臺北開會，並趁著湯守仁在高雄出差時予以逮捕。
「山地同胞是否相信朱、毛匪諜能夠改善生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坐在桌前，將身體稍微向前傾，以溫和的語氣詢問著高一生的意見。為確保山地不被共黨進入，蔣經國想採取懷柔的手段拉攏高一生，盡量不過度刺激這位在阿里山地區頗具名望的原住民領袖。不過光是被最高情治單位的總負責人約談，就足以讓人感受壓力，甚至略感畏懼。
在乘車前往臺北之前，高一生還不曉得為何堂堂省主席要特別召喚他與番路鄉鄉長劉成勝。直到接連著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吳國禎、蔣經國等情治高層分別面談後，高一生才赫然明白安排會面的用意，而邀請劉成勝不過只是掩飾。
高一生與情治高層會面完後即被載往東本願寺，由保安處副處長李葆初、督察吳百城等人繼續訊問。經過長時間的面談，高一生無法再保持沉默，因而寫下自白書，承認於「匪諜」約在 1949 年 11 月間即進入阿里山地區。當時早就知情的他，曾經提醒過湯守仁應注意共產黨的動向。不過高一生並未參加共產黨，僅是未將與共黨接觸一事向上呈報而已。
「因為高一生反對共產黨，所以許多事情都未有施行。」於高雄忽然被捕的湯守仁，在面對訊問時，堅決地否認高一生與共產黨有所牽連。關於共產黨員與湯守仁接觸的事情，湯守仁本人則沒有太多的否認，僅否認自己曾參與過共黨組織的部分。
親筆寫下了悔過書：
本人現以悔過自新，改變以前行為，今後服從政府之指導，以前之過錯請政府從嚴處罰。
隨後即與高一生一同向保安司令部辦理自新，允諾繳出槍械，並協助掃除躲藏在阿里山內的共產黨員。
保安司令部很快就同意高一生及湯守仁的自新申請，在林秀欒的監視下，湯守仁與高一生共同宣誓著「余誓以至誠⋯⋯堅決為反共抗俄革命事業努力奮鬥⋯⋯」希望藉此取得國民黨的信任與諒解。
不過對於與共產黨接觸的確切詳情，高一生與湯守仁其實也沒有說得太多。
10 月 17 日，嘉義諜報組組長洪維謀隨著高一生、湯守仁前往樂野村，揪出窩藏在山上的共產黨員，並由二人分頭向各村要求繳出私藏的武器。武器大多是日治時期或二二八事件後所遺留下的，主要作為部落自保使用。
大批武器從山上被載運至保安司令部存放後，政府試圖以懷柔的姿態攏絡這些原住民菁英，不僅不對事件再進行追究，也同意高一生得以續任鄉長，湯守仁則晉升為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
原以為向政府輸誠，事件可以就此落幕，但卻沒有預料到這僅只是噩夢的開端。
《二二八・「物」的呢喃》「我們想要怎麼理解二二八？」
我們透過各項日常可見的「物件」做為引子，反思二二八事件期間，各種使用物件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也在一次次梳理二二八事件內涵的同時，理解責任歸屬問題不只是部分人的咎責，而是全面檢討造就這樣威權迫害的各個執行者。
當有一天談起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再只是聲嘶力竭地訴說悲痛，而透過了解過去、理解現代以及想像未來的步驟，重新建構這段屬於眾人的歷史記憶。
關於二二八的故事，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