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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瑞典周年記之三：2021春，翻了千萬個白眼後，長路將盡？

新的一年，至今也三個多月過去了。經過和往年一樣繁忙的年末聖誕旺季和地凍天寒、風裡來雪裡去的一二月，終於來到春日將臨的四月。天氣緩步轉暖，短命春花盛放，空中有氣無力的飄著季末的餘雪。瑞典社會對抗肺炎的戰力持續疲軟，我寫這三篇也實在是寫到生無可戀（讀者大概也讀累了XD）。這場敵人面目模糊、看不見盡頭的持久戰，現下又是如何呢？

閱讀前兩篇：
瑞典新冠週年記之一：2020春，疫情初起
瑞典新冠週年記之二：2020春秋，持續升溫

又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大眾的耐性早已磨光，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人不斷減少。這幾個月來，政府推出一個又一個隔靴搔癢的政策。對商家來說，限制店內人數已是基本款：政府要求商家依照面積單位，包括工作人員在內，每人都要能享有十平方公尺的活動空間（舉例來說，我的店面是42平方公尺，除了一位工作人員外，就只能有三位客人同時在店內）。而後，再進一步要求管制每一個上門消費的sällskap（姑且翻為群組）僅能一人入店，壓縮在店內停留的時間和交談（aka散播病毒）的可能。

餐飲業的處境最為水深火熱，政府限制的束帶越拉越緊。一般餐廳一桌僅能有四位食客，桌間必須有一定距離（有的餐廳隔桌把椅子抽走、或在桌上用警戒意味濃厚的黃色膠帶貼上一個巨大的叉、放預約牌等方式隔開客人）；本已規定晚間八點半不能賣酒（避免群聚），再到八點半一率關門（但可以賣外帶）。而沒有獨立出入口的用餐區（如購物商場內部的咖啡店或美食區）僅能一桌一人（但也不是全無漏洞可鑽，有咖啡店便把兩張小桌併在一起，一起到訪的兩位客人還是能相鄰而坐）。

我們的供應商之一是經營糕點簡餐店的J，他在社群網站上發布了走投無路的求救訊息。過去，中午尖峰時段，他的餐廳可以高達62組內用客人，現在是「一整天」只有25組，而且是包括了外帶的。我三月底坐車經過他的店，還看到他隔壁空了許久的店面竟然掛起一間連鎖咖啡店的招牌。「Oh, shit!」我在公車上不禁叫出聲，這簡直要置他的小店於死地！

隨著禁令增多，小規模的抗議遊行也風起雲湧。受不了限制的人們透過網路串聯，在週末走上市中心廣場，挺身爭取他們心目中的自由與人權，還好目前為止都尚稱和平理性。

疫苗開打一段時日了，雖然速度比預期慢了許多，但政府也不再祭出更多限令，反倒開始逐步開放博物館等場館。這年來工於防疫的政府首長開始接受議會質詢。四月九日，首先站上質詢台的是衛生部長Lena Hallengren。她坦承，一直以來，部會並沒有建立一以貫之的防疫策略。會後她還加碼爆料，自己剛確診乳癌並動完手術不久，隔週即將開始化療，但仍想堅守崗位。

這舉措在台灣人社群中引起兩極化反應。有人認為生了病就別硬霸著位子，應讓更有精力的人接手。而且，醫療系統目前處於過載狀態，許多病人手術一延再延，或是看不到醫生，她卻能「插隊」接受最好的治療，令人難以接受。有人則認為，她並沒有責任揭露自身病情，只要自己評估得當，繼續堅守崗位有何不可？大家討論得炙熱，但無論如何，這些當則的首長們，大多無意扛起疫情失控的責任，多怪罪地方政府、或將炮火轉向人民不守禁令，皮球推得比誰都勤。

都走到了這一步，雖然染疫人數仍上升中，但隨著疫苗開打，也就只能且走且看了。大多數人已頗為鬆懈，除非是害怕受罰的商家，否則大多數人甚至不知最新政策為何。有些公司苦於Work from Home造成的生產力下降，也開始逐步讓員工回公司上班。在遊戲公司Massive工作的常客N就說，他一個人就得管理十個手下，一個project有超過三百個人跨部門合作，那之間的細節縝密度根本沒辦法靠e-mail、Slack和Zoom取代，於是最近又回到公司上班。

瑞典人是出了名的不擅漫無目的small talk（閒聊）。過去，「今天好冷」、「今天好熱」、「明天聽說會下雨」幾乎是萬用的閒聊起手式，而今，客人來到店裡，「限令執行容易嗎？」、「你國家的疫情如何？」、「家人都還好嗎？」總要先過一輪，然後彼此才會有默契的翻個白眼，搖著頭說：「別聊這個了，好像我們的生活只剩COVID一樣」。

「我們是不是得了COVID Fatigue（新冠疲勞）呀？」同事R總笑著說。

難道不是嗎？在瑞典，因為疫情的蔓延，新冠肺炎不只停留在電視晚間新聞中，而是滲入生活大小角落。見到確診者根本已成日常：至少十名店裡每週見面的熟客、送貨小哥、隔壁小店裡的織物藝術家，先生的學生、同事……，已開始錯覺這跟季節性感冒差不多了。而在店裡工作，亦步亦趨跟隨政府百變又無效的政策，一邊仍要親切服務客人，有時又得立刻變身糾察隊，實在令人疲憊。例如，當我試著管制每個消費群組僅一人入店，馬上觸怒一對情侶。情侶之男大怒，問我為什麼他們不能一起進來，我說是政府的新規定，他一臉不可置信，憤怒的走出店外。

有時真的是管不勝管。有時情侶一進來不但吱吱喳喳，連結完帳還要在櫃檯旁先親熱一番再收東西，視禁令與店家難處為無物。有次一對情侶結完帳，其中的男子想起他忘了買米，轉身又去取貨。女生呢，也就繼續賴在店裡，挨在窗邊哼歌滑手機，絲毫無視識相等在門外的其他客人，實在令人抓狂。更遑論，有的父母堅持要把小孩帶進來（就算其中一方在店外等），這些烏煙瘴氣都不是特例，全瑞典不少商家都抱怨這政策執行不易，客人難以「管教」，徒增工作人員負擔。

除此之外，就算沒有確診，新聞放送、聊天轟炸、孤立創傷、信念動搖、謹慎過度的心理負擔，都是看不見的隱性傷害。同事J身為移民，帶著三個小孩，無處吐苦水。「妳可以跟我說呀！」我天真的提議，「我知道，但有時候需要的是跟妳完全同樣處境的人，才真的了解妳的苦處。因為面對的是差不多的問題，聊完會有『我也不是最糟的嘛！』的療癒感，那是很難取代的！」

移民的社群網絡本來就特別脆弱，很容易就失去精神社群的支援。臉書上的馬爾摩英語社團中，不時有新住民貼出接近乞求的邀約：

「我因為工作關係，搬來已經好幾個月了，一個新朋友都沒交到。拜託，有人願意跟我見個面、聊一聊嗎？我們可以在戶外散步，降低風險！拜託了！」

另外，我訂閱的英語新聞網The Local Sweden也特別刊出一篇文章，探討COVID-19對移民社群造成的隱性傷害。其中有一個令人特別難過的例子，一名英國男子隨瑞典妻子搬過來，妻子卻在疫情爆發前不久因癌症病逝。這名男子不但痛失摯愛、難以維繫來自妻子親友的支持網、更因大部分社群活動的取消而喪失交友機會，好不容易定了下來，馬上打包回國也有其難度，只能獨自消化悲痛與無助。

對瑞典人也何嘗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呢？一年前疑似確診，請我幫她送貨到家門口的獨居鄰居客人C，病癒後，深感無助的她在夏天「受到上帝召喚」而加入了教會，後來不知為何又一步步加入陰謀論者社團，整個人像受到洗腦般，每次見面都想說服我接受「肺炎病毒不是真的！全是政府的陰謀手段！」的言論，還警告我不要打疫苗，「否則會被全世界政府共謀的5G控制！」她後來把臉書朋友全數刪除，再把帳號關了，銷聲匿跡。C身為在我剛進店裡工作時，頭幾位親切跟我聊天的客人，如今已跟我在完全不同的現實了……。

那麼我呢？一年前的我和此刻的我，有什麼不同嗎？

一開始的恐慌、甚至對政府無作為的忿忿，大都源自於過去在台灣的經驗。因為國中時體會過SARS的無情，那日日戒慎恐懼量著體溫，課外活動全數暫停，父母友人的學姊在和平醫院殉職的日子……總有種一切捲土而來，夢靨重新逼近眼前的惶恐。再加上，在瑞典時日還不算久，正式工作也才一年多，對於怎麼在缺乏警覺的新環境對抗來自舊時的恐懼，頗為無措。

這病毒像個火種，在這一年引燃了各種文化差異、思想對立。就算來自有防疫經驗的台灣，也不代表我就能帶著那份驕傲自詡為糾察隊，對這裡指指點點，反而動輒得咎，把自己逼到絕境。更何況，就算抗壓力再強，沒有親身體會長達一年多被箝制的生活，心理上的想掙脫的欲望，還是難以抗拒的。

回到根本的人性，只要欲望出現——無論是社交的、旅遊的、各種用於維持所謂身心平衡的——總有千百種解釋和合理化的方法。我不也是在夏天時到海濱小鎮Trelleborg小旅行、還逛了一次百貨公司？冬末太陽露臉時，我不也去赫爾辛堡Helsingborg看海，然後受不了凍寒而走進人滿為患的咖啡廳？人總是有各種理由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即便那幾趟旅程似是短程，但本質上跟那些視規範於無物、四處趴趴走的病毒散播者又有何不同呢？

要能在異地於公於私平靜度過，必須放下那盛氣凌人，試著同理，也不要苛責為了保全身心安然生存而有時轉趨消極的自己。畢竟，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中穿梭，難免迷茫，總覺得任何判斷都難以周全。無論試著想得多廣、多深，都難有一個確切的結論，簡直是最駭人的精神耗損。一年後，慢慢抓到瑞典的哲學，瑞典著名的Lagom精神（「剛剛好就好」的中庸之道）體現在假日不計算染病人數（當然也不會看到首長不眠不休的奮戰樣貌）、按部就班花大量時間才通過賦予政府更大權力的法案等等。瑞典人對生死的態度也較為淡泊，喜歡享受當下而非瞻前顧後。

畢竟，若不試著了解脈絡、調整心態，將很難平心看待去年年底，前一秒鐘才呼籲大眾避免群聚購物，下一秒便被拍到去購物中心做聖誕採購的總理，或是呼籲避免不必要旅遊的瑞典民防局（Swedish Contingencies Agency (MSB)）官員，自己卻趁著聖誕假期到加那利群島「探視女兒」。

人類本來就難以忍受長期壓迫，尤其是本就未「生於憂患」的瑞典人，一輩子沒有幾次得面對無法預測的人身威脅，抗壓與應變能力難以與台灣這種飽受地震、颱風、乾旱、交通意外、祝融之災與戰爭威脅的國家相比。我們較於習慣，各種資源並非理所當然，必須奮力得來、甚至得祈求「老天賞飯吃」。為了增進生活品質，也很能承受辛勞，將群體和諧擺在個人榮辱之前。瑞典強調個人主義、獨立思考，雖有其優勢，但在疫情當關時，政府對個人責任感的信任顯然誤判，便得承受較大衝擊。有趣的是，相對的，許多瑞典人也認為是人民自己不夠謹慎，而非把全部的責任推給政府。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會認為，台灣模式比較「成功」，但又不能強求套用到瑞典。光從地理上人口密度的懸殊差距（目前平均每平方公里：台灣：650.57人、瑞典：22.97人，若以首都相比，台北：9516.79人、 斯德哥爾摩：4163人）就比較能了解，為何瑞典政府不斷強調社交距離的管控。的確，理想上也許可行，但他們錯估了「人性」這個最難預測的變數。

每天上班通勤的火車上，我習慣聽Freakonomics Radio的Podcast。前陣子剛好回顧到Ep. 50：The Truth Is Out There…Isn’t It?其中便提到，人類對於許多議題，就算真相擺在眼前，但對事實掌握的多少、甚至訊息的來源都不是最關鍵的。人們的信念與舉措，其實周遭氛圍影響最鉅；我們對自己立場的決定，其實是fit in（融入）群體的策略。環境議題便是一例。就算科學數據擺在眼前，若周遭人們對其嗤之以鼻，哪便可能影響你對自身態度的抉擇。這一年來，我也不斷面對著各種自我認同的辯證。一邊吸收著台灣的資訊，一邊學習著如何fit in 當下受疫情考驗的瑞典社會。如何約束一點批判性的自己，以維繫友誼和婚姻和諧？如何堅持自己（例如戴口罩一舉）又能和他人理性溝通？在在都是異國生活的課題。

還好，至今自己尚未染疫，店裡業績也繼續成長。經過這一年，身心漸達動態平衡，對未來還是頗為樂觀的！

*本格文章皆從有限的自身經驗出發，不代表全體情況或他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