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西方陽痿，才有新疆「種族滅絕」

6月22日，中國與加拿大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激烈交鋒。

首先，中方代表俄羅斯、北韓、伊朗多國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世界對5月28日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的215具兒童骸骨，及加拿大對原住民犯下的種族滅絕罪進行獨立調查。

然而針對此番「揭短」，有備而來的加拿大亦不甘示弱，掏出了由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40餘國聯合起草的聲明，指控中共在新疆大肆監控、任意拘留超過100萬以上的維吾爾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並要求讓聯合國人權事務高階專員前往調查。除此之外，聲明亦抨擊了「港版國安法」的推行，並表示各國「對香港基本自由的惡化深切關注」。

如此表態，既是對新疆議題的冷飯重炒，也是對香港時事的熱點新蹭。但中國同樣有所準備，面對歐美40餘國的聯合聲討，白羅斯（前譯白俄羅斯）代表65國共同發言，強調「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而香港、新疆、西藏乃中國內政事務，他國不該出於政治動機，以虛假訊息、雙重標準遂行無端指責。此外海灣合作委員會6成員國亦集體致函，在會上支持中方立場。

來而不往非禮也。此般人權委員會上的中西過招，既是中國經受多年「自證無門」後，蛻變而出的外交新嘗試，也是西方在自我中心驅使下，氣急敗壞、卻又無招可用的日漸沉淪。

回顧「種族滅絕罪」（Genocide）的發軔，此罪名由波蘭律師拉菲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於 1944 年所創，後於1946年正式以法律術語出現在審判中，並隨冷戰與後冷戰的歷史遞進，成為西方常見的政治熱詞。除卻中國，前南斯拉夫、盧安達、蘇丹與緬甸等，皆曾淪為此罪「被告」。

平心而論，上述國家中，確有不少曾發生血跡斑斑的人道災難，也該為此受到譴責；但西方對「種族滅絕罪」的目的性使用，已在無形之中掏空了譴責力道，使其逐漸淪為政治口水之爭，反倒削弱了論述的正當性。

以1915年至1917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為例，亞美尼亞多年來屢屢主張，各國應承認此為奧斯曼土耳其所犯的「種族滅絕罪」，但土耳其不僅為北約成員，更是美國介入中東、阻抗俄羅斯兩大領域的戰略伙伴，是故美方始終不願鬆口，直到近年因土國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等事件，美土關係有所下跌，拜登（Joe Biden）方於2021年4月正式宣告，亞美尼亞大屠殺為「種族滅絕」，彼時已是亞美尼亞大屠殺第106週年。

此外綜觀西方自身的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其之所以能有輝煌的工業化成績、形成中產階級社會與議會民主制，最大關鍵並非人種的優秀，而是其對亞非拉世界大規模的漫長殖民、掠奪與屠殺，攫取了工業化過程所需的勞力、土地與資本，由此踏著血海屍山站上食物鏈頂端。

而正因此般「優越地位」掩護，西方得以「未染的人權處女」之姿，審判亞非拉世界的種種汙濁，不僅未在心態上反省自己的黑暗過往，諸如殖民直接導致了盧安達、緬甸的族群衝突；甚至也不願在制度上自我揭露與面對，德國直至2021年才對1904年在非洲犯下的種族滅絕罪公開道歉，北美原住民社群雖早獲美加政府「道歉」，卻生存處境艱難，幾乎被排除在主流社會外。

要而論之，西方之所以能在「種族滅絕罪」上絕緣多年，不是因其歷史格外高潔，而是仗著船堅炮利、財富萬貫，宰制了國際外交的話語秩序，並將人權當作合縱連橫的手段籌碼之一，既鞏固自己的道德高位，也以此對關係不佳者施以羞辱。

然而挑上中國，意義又與譴責其他亞非拉國家不完全相同，更多了幾分大國博弈的你死我活。

首先，在圍堵中國的現實需求背後，暴露的是西方在經濟、軍事、科技各領域的力不從心，故其不僅炮製新疆種族滅絕的「慘狀」，更輔以經濟制裁等相關措施，欲讓口誅筆伐化作真實利刃，割斷中國的發展動脈與經絡。

其二，歐美向來標榜自由主義，但如此「崇高信仰」卻在21世紀面臨土崩瓦解的危機。一來各地顏色革命的虛假面貌逐漸消融，外國干預與權力鬥爭的醜陋本質由此裸露；二來阿拉伯之春催生了難民危機，引發歐洲的左右翼社群嚴重撕裂，自由主義遂因兩大壓力的夾殺而搖搖欲墜。

在此境況下，西方用上了「十字軍東征」的老方法，形塑了某種邪惡東方，將自己過去的種族滅絕罪行，投射在意欲擊打的中國身上，粉飾自我的精神墮落，營造為正義而出征的高潮亢奮。

歸根結柢，是西方在實力與精神上的雙重陽痿，驅使其日漸頻繁地狙擊新疆議題，打造了「種族滅絕」的議程幻境，憑空捏造無數「證據」，宛如講述一千零一夜故事般，重複著納粹集中營的悲慘敘事，以低廉成本渲染了恐怖氛圍，損害中國的國際聲譽與形象，自己則永立「正義使者」的道德高位。但也正因此般心態作祟，當中國主動出擊，以確鑿證據反問其黑暗過往時，西方的欲蓋彌彰便更顯氣急敗壞。

以加拿大為例，其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稱發現原住民兒童骸骨一事「令人心碎」，並形容這是對加拿大歷史「黑暗而可恥一章」的警示；但面對中國於人權委員會提出的徹查要求，西方媒體立即將此定調為「那又怎麼說主義」（Whataboutism），亦即中國為扭轉輿論劣勢，反過來對西方翻舊帳、指控「西方亦有類似行為」。如此戰術，一來強化了中國「死不認錯」的形象，二來加重了中國的確在進行「種族滅絕」的假設，西方顯然不願退守一寸戰線。

而台灣位處中西之間，雖對新疆議題一知半解，卻為了成全心中虛擬的「文明優越感」，選擇竭力配合西方散播「新疆種族滅絕」陰謀論。說到底，是自以為能與西方共鳴，實則徒獻殷勤、無人搭理；自以為能一同站上「道德高地」，其實不過在被殖民的過往中夢遊，抽著名為正義、實是反中的鴉片煙。

一陣縹緲煙霧中，新疆日漸安定、中國亦開始了輿論反擊，西方的陽痿仍會日漸嚴重，台灣的自我閹割則註定無藥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