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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疫情及政治情況下， 我對近年香港電影發展之質疑

過往二十年，一直存在著「香港電影已死」的說法，雖然香港電影沒有真正的死去，但無可否認的是，今天的青年，就是成長於香港電影不斷衰落的年代，即使間中出現港產片發展不錯的年份，但之後呢？

近十年香港電影好像較以往多元化，不再是合拍片完全主導，部份紀錄片和獨立電影得到很大的注目，同時有不少青年導演出現，扶植措施也在近年不斷推出⋯⋯局面看似不錯，但我們知道這些只不過是表面情況，香港電影一些根深蒂固問題一直沒得到重視，近年電影學科畢業生乃至影迷，都不難看出香港電影存在之問題。

香港電影現今之困局，不能只怪責疫情及政治之影響，過往香港電影沒有認真看待自身的問題，部份人士過份信賴港中兩地合拍片，會為香港電影票房及就業方面帶來很大的幫助，卻沒考慮到大陸影視政策的變幻莫測，連大陸影人也被殺個措手不及時，更何況香港電影人呢；部份人士強調只要努力，香港電影就能復興，殊不知努力乃是全球影人最基本條件，不是一群香港電影工作者努力𡚒鬥，就能解決問題。

筆者理解解決香港電影困局並非易事，亦知道問題非短期內就可解決，但同時對電影界一些習以為常、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存有疑惑，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過往行業習慣的疑問

過往香港電影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及處事方式，有不少已不合時宜、或根本從不合理，像以往香港電影出現一些爭議，例如剝削員工、劇本抄襲，即使部份爭議只是一場誤會，但為何缺乏相關問題如工作人員待遇等延伸討論呢？過往電影工作者，是否用太多「拍一部電影很不容易」、「只要齊心，香港電影一定會好」類似的說話，蓋過原本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呢？

曾經有不少前輩向後輩強調，不要對行業、社會等有太多的批評，並道出這個行業狹小，提出過多的批評只會影響其工作機會。但是一個健康的行業，不是應接納不同意見和聲音嗎？不要太多批評的說法，跟不願正視問題有何分別呢？這是否反映部份人士小家小氣、對異見存打壓心態呢？如果前輩在大專院校如此教導學生，這是良好的電影教育嗎？

另外，過於強調年青影人不要計較報酬，是否恰當呢？但我們看到不少這類說話，只不過以對方經驗少為名，把自己的剝削合理化，不少畢業生要努力償還學生貸款，當年青影人因經濟壓力而不得不放棄電影工作時，卻以「不能吃苦」來形容這批年青影人，這是公平的評價嗎？香港電影有良好的環境給畢業生發展，以及留住人才嗎？還是自我推動人才流失呢？

香港電影的裙帶關係是否嚴重呢？前輩對後輩的提攜，多奠基於前輩對後輩的關係、相熟程度，多於實力的考量，這是良好的情況嗎？後輩要跟前輩相熟，對年青影人、特別是對海外回流的影視畢業生，是否太困難呢？哪個行業會在裙帶關係下仍良好發展呢？

二．扶植政策的疑問

近年「創意香港」等措施推動香港電影，連《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都經常提及香港電影，甚至以億計的預算支持電影業，看似不錯，但我們仍充滿疑問，究竟這些預算，有多少人真正受惠呢？

雖然過往香港的扶植計劃，也為行業或多或少帶來幫助，但這些措施是否早應出現、推出的時間是否已太遲、或只是最基本的措施呢？例如「劇本孵化計劃」，鄰近地區早已有類似計劃，例如台灣「優良電影劇本」計劃已舉辦超過四十年，香港卻長期欠缺相關措施，而且香港推出的扶植計劃，是否應該再積極、再多元化呢？

各資助等計劃的要求也令人充滿疑問，過往各資助計劃經常要求參加的電影項目，需具商業元素，但過份強調商業元素，是否扼殺香港電影多元化的可能呢？電影資助本應顧及在商業市場不被重視的電影項目，達到香港電影的多元化，香港的電影資助等計劃過份強調商業元素，是否本末倒置的行為呢？

另外，近年不少演員不收片酬出演新晉導演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都屬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為何一個政府支援的計劃，因為製作成本問題，出現演員無酬演出呢？演員無酬協助新導演成為常態，真的值得歌頌讚賞嗎？還是突出了支援計劃的缺憾呢？

三．對社會及未來的疑問

過往部份新晉影人做出一點成績，例如拍出一部評價不錯的影片，評論人到觀眾表現興奮本無不妥，但興奮的同時，有否繼續關注香港電影的問題呢？還是過於迷信只有幾名新人及其電影，就能帶動香港電影呢？這會否是對原本香港電影問題的另一種視而不見呢？

香港電影仍是部份人、包括香港及香港以外的觀眾集體回憶，但愈年輕的觀眾，對香港電影的印象愈模糊，如果我們不思進取，未能做出突破與創新，吸引年青一代支持的話，香港電影會否成為老套過時的象徵，只不過是年青一代眼中的「爸爸的娛樂」呢？

另外當我們拿著簡單的器材，只有兩三人在公園進行拍攝，也可能遭受保安員阻止時，究竟我們的社會如何看待拍攝者呢？

四．對「新新浪潮」的疑問

不少傳媒和評論喜用「新新浪潮」來形容近年的新晉導演及其作品，幕前幕後有新人湧現絕對是好事，但是過往香港電影、特別是2000年至2013年之間，甚少新晉影人及其作品得到關注，現在推行一些扶植政策、一些新人出現，會否只是回復較為正常之狀態呢？而且不少新導演拍攝了首部劇情長片後，即使評價至票房不錯，卻沒有下一部長片的下文，這是一個健康的狀態嗎？

同樣地，近年不少新晉導演作品，無論短片還是長片，風格乃至題材未見多元化，甚至題材到電影語言探索、創新方面，比父輩的首作保守。近年有大量相近風格作品，都是寫實、正能量、甚至說教意識強烈的電影，不禁令人懷疑部份作品，是真的人文關懷、還是為了得到資金及市場的投機取巧之作呢？如果新一代影人或電影公司，製作上仍然跟風的話，那麼現在香港電影跟以往的有多大進步呢？

另外，新人有否對現行行業問題發聲、或嘗試作出改變呢？還是一味擁抱體制呢？雖然新人的保守，與社會政治氣氛有關，但新導演的出現，仍舊偏重於體制如首部、或傳統電影公司的出產，在這種社會政治保守的環境下，偏重於體制出產，是否能誕生具真正意義的浪潮呢？的確令人質疑。

期待改變的初心

由於拒絕離地，所以期待改變，並針對所擔憂的事而提出部份建議。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及憧憬卻是不變：

一．電影製作模式方面

筆者認為，無論在題材上還是製作模式方面，電影是多元化的，不同立場的電影，無論在作品上或個人觀念上，理應可共存。今天電影與網上影片、劇集等的界線亦見模糊，拍攝器材愈來愈輕便，電影創作仍有不同的可能，等待日後的影人發掘，香港電影仍可有不同的形式出現，新香港電影不會局限於以往的製作方式，它的出現未必代表新浪潮的出現，但反映一代影人的創意及對電影創作的意志，以及創作上較具自主性，這跟傳統工業製作本無衝突。

相比之下，傳統電影工業及各項扶植計劃，有著晉升及門路過於狹窄、過於精英制、受限於參賽資格與條例、資深影人對製作影響過大、乃至政治與商業多重考慮等問題，真正的獨立製作較符合未來香港電影的發展，也讓新一代創作人較易表達其創作慾望。

雖然如此，但不同製作方式有各自的存在意義，不像部份人士把電影的定義收窄為商業劇情長片。一部電影的意義，可以有不同因素衡量，不能只因商業元素，而全盤否定部份非主流電影的價值。

不過，無論何類電影製作，所有電影工作者理應獲得尊重，反對任何職場霸凌、性騷擾等行為，亦反對無理的辱罵，不同崗位的工作人員，理應獲得同等的尊嚴，這方面也包括薪酬、入職要求等，尤其是對新人的尊重。

二．資金及扶植政策方面

各類扶植措施應具多元化，研究不同扶植、招募及提拔人才方式的可能，而非過份集中在新晉導演的幫助，皆因並非每個影人都有意擔任導演。多元化的措施，例如已有首部劇情片的計劃，是否可增加首部紀錄片、首部動畫的的支援計劃呢？或者第二、第三部劇情電影計劃呢？規定支援計劃電影內，起用新人達某個比例呢？即使以上提議不可行，是否可參考其他地方的扶植例子，虛心向別人學習呢？

另外，提供稅務優惠給予港產片投資者，像法國規定投資電影的企業，可享最多50%的增值稅減免優惠，以吸引對電影的投資，類似對投資者的幫助，過往被受忽視，卻是電影發展上重要的一環。

除了給予電影投資者優惠外，各種扶植政策及區塊鏈眾籌等會愈見普遍，電影資金的來源也較以往多，筆者願見未來香港電影，創作者較具自主性，不只限於老闆投資的影響，甚至可讓觀眾在眾籌等電影集資方面，有較多的參與。但問題是，科技對電影資金來源的影響，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認知、或相關的措施配合呢？

三．社區及電影教育方面

全港各區的空置場地，可否用作臨時的電影活動例如放映會呢？另外像區議會、賽馬會的資源是否可推動電影文化活動呢？當全港十八區都有自己的足球隊時，各區擁有自己的電影活動、甚至是地區電影，不是可以嘗試考慮研究嗎？

另外，只要不影響其他市民使用，康文署旗下公園的保安員，不應阻止相關拍攝，拍攝者有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特別是只有數人拍攝的製作。

電影教育的價值，在於對學生的美感及技能，作有系統的學習，電影教育並非萬能，也不能視電影教育純粹為電影工業服務，同時希望大專院校提升對學生製作的資助，以減低學生在拍攝作品時的經濟壓力。

無忘創作初衷

電影作為文化載體，是重要的身份認同和象徵，亦是反映時代的見證，倘若香港電影制度等方面仍維持現況，即使沒有政治審查及疫情帶來的衝擊下，香港電影還有良好的發展嗎？

(本文根據《香港電影宣言》初稿改編，由於《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出現，所以宣言內容重新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