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歷史之鏡，以新聞史觀為例證探討一個只提倡人們競逐獲得而奪取的社會後果將是怎樣的地獄

在這篇文章中將為您解析─被譽為「無冕王」，身為「社會的良心與人民的喉舌」的新聞工作者是「如何」沉淪、墮落到被視為社會「公害」與「亂源」的始末。

雖然有許多專有名詞與引用歷史中經典案例的蒙太奇跳接插敘，如小報化（tabloidization）的產製邏輯、生態，與其問題、新聞被譽為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的典故與義涵，以及四種經典的報業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等，但都是經過有序邏輯的安排，讓您能藉由此文的閱讀─輕鬆補足媒體素養以及公民道德必要的「脈絡」。

里恩希望，我們能在那些歷史中真實發生的案例，以史為鏡地，好好檢視自己；看看過去的他們，想想現在的我們，與彼此想要的未來。

在卡爾維諾這句著名的經典名言中，所謂的「地獄」指稱的是什麼?其實就是人們自己與他人所相互對帶彼此而建構起的「環境」。

以「媒體亂象」為例，臺灣自1980年代的政治解嚴後，從依附政治強權的「哈巴狗」逐漸演變成─為金錢利益而瘋狂，競逐著人們「眼球」(注意力)的「瘋狗」。

不肖的新聞(媒體)人為了搶奪收視的利益，枉顧職業道德的從業義理，與公民的良知；將社會所賦予他的「新聞自由」與公信力─濫用於追求商業利益；從感官主義的小報式新聞手法，透過羶色腥(sensational)的敘事方式來搶佔閱聽人的眼球；到為搏取關注，爭搶「獨家」新聞，而開始墮落成製造「公害」，成為社會亂象的公敵。

媒體亂象的範疇從名人八卦的補風捉影─這樣的狗仔與爆料文化開始，而後衍生到全民皆遭殃的「公害」層級；新聞業已墮落成為「製造業」─例如電視記者為了要搶收視率，而誇大淹水，以下蹲的方式來報導，以製造「水深及胸」的假象。各式各樣的新聞亂象，如侵犯隱私、憑空杜撰捏造的假新聞、假消息未經查證考究就為了搶快而播出；但報導的專業能力卻更為低劣，且因為媚俗化的市場生態，而讓報導新聞有如撰寫小說一樣，極盡能事的煽情、誇大、浮淺化─新聞報導事實的公信力已蕩然無存。

為了博取閱聽人眼球的注意力，極盡能事地透過感官主義羶色腥的敘事手法來操作；於是各種造謠生事、顛倒黑白的戲碼也就此上演；例如未審先判，擅自抹黑尚未定案者的「媒體審判」，以及為了分食政客的政治利益，而黨同伐異地，將具有公共性與社會責任的新聞報導這樣的「公器」挪作「私用」─公然煽動仇恨言論等惡質作為；其「導因」，正是已然扭曲的從業「心態」。

這些價值觀扭曲的人認為，只要能爭取到閱聽人的關注，收獲到相關的利益，就算是消費「別人的痛苦」也再所不惜的從業心態，逐漸演變成媒體的從業文化的價值觀─「別人的痛苦，我的獨家(利益)」；而這些被視之為人民公害的社會亂源問題，也終於讓人民覺醒；在2002年成立之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並將對媒體有害問題的辨識能力─「媒體識讀」納入了公民教學的課程中才得以平緩其張揚。

其實，權利在背後也有著相應的責任；按照新聞自由在創生之時的義涵上來說，其目的，是為了讓媒體得以發揮監督政府的力量，進而促成政治的清明，從而擺脫掉極權主義式社會中的媒體問題。而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的稱號，是期盼被譽為「無冕王」的新聞從業員能在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形成一股超然而中立的第四種制衡的力量(第四權)來讓社會能更平衡而更多元地發展。

在新聞業歷經了極權、自由主義後的「拉扯」，我們才從社會責任論中確立了─在公益與私利之欲中，的確該有所「評估」與「衡量」其行為的「後果」；而一位歷經媒體專業義理薰陶的媒體人，則更應該要把持住競逐私利之欲，去選擇一個不會愧對專業義理與道德良知的從業規劃；雖不至將理想目標定為─要成為社會的良心與人民的喉舌，但里恩希望自己能堅持理想，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持善念，行正道。

里恩相信─「一個人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為。」認為人應該要對行惡之事有所戒懼，進而把持操守；知道什麼該做，而什麼不該做，做人該要有原則，有堅守的行為底線。

或許行文至此，您會覺得這套說詞會太「遙遠」；試問您，若是在一個充斥著媒體亂象的社會中「生活」，您的感受是什麼?

若您是身為媒體的從業人員，在大家都瘋狂競逐著商業利益，而「不得不」棄守職業道德產業倫理的時候，輕則要做違背良心道德之事，重則劣逐良，在一個「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也稱作葛蘭辛法則（Gresham's Law）的環境生態中，盛行著小報化（tabloidization）的經營手法的報業生態裡，把新聞當製造業來幹的人有高薪，公司有收益就能在市場中活存；而堅守著專業義理的質報(Quality report)則乏人問津，公司被迫關閉。

在1890年代，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Hearst)以聳動的標題、圖片和社會評論的專欄來炒作新聞；其最終的結果挑起了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而其使用的煽情主義報刊風格則形成了惡名昭彰的黃色新聞學(Yellow journalism)，被認為是現代小報（Tabloid）的前身。

而這一切，無不始因於報業的競爭激烈，為了吸引讀者、提高銷量，各方人馬無不擠盡了腦汁想「搶」新聞，最後有人動了歪腦筋，而偏離了新聞報導的「正道」。

說到小報，最經典的案例要屬梅鐸(Murdoch)，他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新聞媒體大亨，但其行事與操守則被批評為「沒有道德底線」。在1969年，他在英國買下了《太陽報》，且每天都在刊登裸女的照片，其經營報刊的策略就是炒作「乳房、淫蕩和拳腳」；大幅地報導著能勾引起閱聽人低俗且黑暗惡趣味的素材，如名人醜聞、具聳人聽聞或奇異性的事件；而新聞記者的角色也從公民新聞的“守門人”，墮落成新聞”產品”的”出賣者”。

在梅鐸的操作下，激化了英國小報的惡性競爭，所有的新聞從業員無不對煽色腥新聞趨之若鶩地瘋行其道，終至對公共事務的報導的職責棄守之境；最明顯的例子是在1998年《太陽報》在公共事務上的報導只佔了總篇幅的9％；而這便是劣逐良的最佳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