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命》的書名似乎暗示作家與命運的不可分割性，而英文稱之為The Destined Life更有種「早已注定」的意義。然而，郭強生的經歷告訴我們，作家之所以為作家，源自於無意間的累積、某個當下的選擇，才能譜出一個美麗的作品。
2014年的Joel Dicker曾出版一本The Truth about the Harry Quebert Affair，雖然主軸是驚悚懸疑事件，但卻有不少段落關於「作家的養成」。當主角陷入寫作焦慮的時候，他的老師曾告訴他：「Write because it'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is tiny, insignificant thing we call life into a legitimate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繼續寫，因為這是唯一能讓生命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變成一個合理且有回報的經驗。）Joel Dicker在書裡提到，作家比起一般人，應該擁有更強烈的生命經驗。這樣的主張也回應郭強生從美國回到台灣，進入東華大學之後的生活。
我們在《作家命》看見郭強生濃縮文學評論的精華，從莒哈絲、張愛玲、契訶夫、石黑一雄、到王爾德等，普遍被人視為嚴肅而難懂的文學作品，在郭強生細膩的書寫裡，不難發現寫作體現生活的樣貌，舉凡愛情、政治、歷史這些面向。本書最後一部分〈書寫同志是為了見證我們的成長〉，郭強生的《斷代》、《夜行之子》、《惑鄉之子》處理同志與鬼魅的議題。當觀看的視角改變之後，事物也會變得不同，他說：「在我的故事裡，通常遊魂所代表的其實是一種解放，一種挑戰的越界的力量，反而會讓所謂的主流永遠隱隱不安。」（頁259）又說：「我在書中描寫了這群沒有婚姻為前提的角色，他們的愛情摧枯拉朽，也許這才是愛情的真相？」（頁264）。在《夜行之子》裡也提及同志婚姻合法化，但這就會是幸福婚姻的保證嗎？更多時候，當兩人確定自己應該在一起的當下，往往都太遲了。
幾十年過去了，郭強生持著耐心不斷寫作，「如同獨自燈下一針一線，縫補與織綴著被時代漠視的眾生孤寂。」（頁277）這場景就像是他獨坐在暗房內，只亮一盞檯燈，房間內唯一不斷出聲的是他手上的筆，期待未來某一天被社會大眾看見且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