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命》的書名似乎暗示作家與命運的不可分割性,而英文稱之為The Destined Life更有種「早已注定」的意義。然而,郭強生的經歷告訴我們,作家之所以為作家,源自於無意間的累積、某個當下的選擇,才能譜出一個美麗的作品。
2014年的Joel Dicker曾出版一本The Truth about the Harry Quebert Affair,雖然主軸是驚悚懸疑事件,但卻有不少段落關於「作家的養成」。當主角陷入寫作焦慮的時候,他的老師曾告訴他:「Write because it'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is tiny, insignificant thing we call life into a legitimate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繼續寫,因為這是唯一能讓生命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變成一個合理且有回報的經驗。)Joel Dicker在書裡提到,作家比起一般人,應該擁有更強烈的生命經驗。這樣的主張也回應郭強生從美國回到台灣,進入東華大學之後的生活。
我們在《作家命》看見郭強生濃縮文學評論的精華,從莒哈絲、張愛玲、契訶夫、石黑一雄、到王爾德等,普遍被人視為嚴肅而難懂的文學作品,在郭強生細膩的書寫裡,不難發現寫作體現生活的樣貌,舉凡愛情、政治、歷史這些面向。
本書最後一部分〈書寫同志是為了見證我們的成長〉,郭強生的《斷代》、《夜行之子》、《惑鄉之子》處理同志與鬼魅的議題。當觀看的視角改變之後,事物也會變得不同,他說:「在我的故事裡,通常遊魂所代表的其實是一種解放,一種挑戰的越界的力量,反而會讓所謂的主流永遠隱隱不安。」(頁259)又說:「我在書中描寫了這群沒有婚姻為前提的角色,他們的愛情摧枯拉朽,也許這才是愛情的真相?」(頁264)。在《夜行之子》裡也提及同志婚姻合法化,但這就會是幸福婚姻的保證嗎?更多時候,當兩人確定自己應該在一起的當下,往往都太遲了。
幾十年過去了,郭強生持著耐心不斷寫作,「如同獨自燈下一針一線,縫補與織綴著被時代漠視的眾生孤寂。」(頁277)這場景就像是他獨坐在暗房內,只亮一盞檯燈,房間內唯一不斷出聲的是他手上的筆,期待未來某一天被社會大眾看見且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