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埃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著作影響社會學界無比深遠，其中，透過大量數據的觀察與剖析，研究自殺者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歸納出四種自殺類型，於1897年提出«自殺論»，更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若用以探究一生曾經五次嘗試輕生，最終也以投河自盡為寫下人生句點的太宰治，最是適合。
涂爾幹對於自殺類型的區分，主要取決於個人與社會群體間「整合」與「規制」的程度。而其中的「整合」指的是個人(小我)被整合進社會群體(大我)的程度，若整合的程度過高，容易產生「利他型自殺」(如: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整合程度過低則會產生「利己型自殺」(如:生無可戀)。
回到涂爾幹對於自殺的歸類，其第二個區分基準，在於社會規制力量的強度，若規制力量對於個人的影響過低，讓人感到無所適從，較易出現「脫序型自殺」(如:經濟失序後的自殺潮)；反之，如果規制的力量影響過高，讓人無力抵抗，則會出現「宿命型自殺」(如：戰俘或奴隸的自殺)。
太宰治出生於權貴名門之中，而這樣一個富家子弟的身份，使他註定難以擺脫社會規制的束縛，他一面在心中厭惡自己身旁的一切人事物，一面卻又不得不假裝視而不見的配合演出，也難怪其始終懷抱著「我這一生，儘是可恥之事。」的罪惡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另一方面，太宰治學生時期，就曾短暫加入共產主義運動；後來也和坂口安吾、織田作之助等同時期的作家，因為充滿抑鬱絕望的文風，呈現出了人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蒼涼和困窘，被合稱為「無賴派」。然而，太宰治對於這些意識型態的爭辯，卻遠不如他人來得強烈，正如«人間失格»中的「總之，與其說是那種運動的目的，不如說是那種運動的外殼更符合我的口味。」；他對於革命的認同，僅源於一種對於現實社會的否定，而其對社會的否定，卻又同時牽涉著對於自身存在的否定，如此矛盾，如此讓人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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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太宰治這樣一個心思敏感細膩，卻一生蜿蜒波折的人來說，其追求死亡的執念，幾乎集合了利他、利己、宿命和脫序型自殺的特性，是難以被簡單歸類於一處的，甚至連涂爾幹在«自殺論»中提及的混合型，都未必能貼切的詮釋。
但也或許就是這樣一個「戴著利他面具的利己者，終其一生在宿命下逐漸脫序」的靈魂，才有辦法留下如此深刻動人、流傳千古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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