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埃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著作影響社會學界無比深遠,其中,透過大量數據的觀察與剖析,研究自殺者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歸納出四種自殺類型,於1897年提出«自殺論»,更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若用以探究一生曾經五次嘗試輕生,最終也以投河自盡為寫下人生句點的太宰治,最是適合。
涂爾幹對於自殺類型的區分,主要取決於個人與社會群體間「整合」與「規制」的程度。而其中的「整合」指的是個人(小我)被整合進社會群體(大我)的程度,若整合的程度過高,容易產生「利他型自殺」(如: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整合程度過低則會產生「利己型自殺」(如:生無可戀)。
在«人間失格»一書裡,太宰治多次用「怎樣都好,只要能逗人笑就行了。」等文句,強調其成長過程中不斷透過搞笑扮丑,來娛樂眾人的利他精神。然則,實際上,太宰治自己也深知,這樣的丑角面具,不過是其用來逃避他人目光,和掩飾內心自卑感的手段罷了;若要真正探究其一心求死的態度,恐怕還是那句赫赫有名的「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來得最為貼切。
回到涂爾幹對於自殺的歸類,其第二個區分基準,在於社會規制力量的強度,若規制力量對於個人的影響過低,讓人感到無所適從,較易出現「脫序型自殺」(如:經濟失序後的自殺潮);反之,如果規制的力量影響過高,讓人無力抵抗,則會出現「宿命型自殺」(如:戰俘或奴隸的自殺)。
太宰治出生於權貴名門之中,而這樣一個富家子弟的身份,使他註定難以擺脫社會規制的束縛,他一面在心中厭惡自己身旁的一切人事物,一面卻又不得不假裝視而不見的配合演出,也難怪其始終懷抱著「我這一生,儘是可恥之事。」的罪惡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另一方面,太宰治學生時期,就曾短暫加入共產主義運動;後來也和坂口安吾、織田作之助等同時期的作家,因為充滿抑鬱絕望的文風,呈現出了人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蒼涼和困窘,被合稱為「無賴派」。然而,太宰治對於這些意識型態的爭辯,卻遠不如他人來得強烈,正如«人間失格»中的「總之,與其說是那種運動的目的,不如說是那種運動的外殼更符合我的口味。」;他對於革命的認同,僅源於一種對於現實社會的否定,而其對社會的否定,卻又同時牽涉著對於自身存在的否定,如此矛盾,如此讓人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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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太宰治這樣一個心思敏感細膩,卻一生蜿蜒波折的人來說,其追求死亡的執念,幾乎集合了利他、利己、宿命和脫序型自殺的特性,是難以被簡單歸類於一處的,甚至連涂爾幹在«自殺論»中提及的混合型,都未必能貼切的詮釋。
但也或許就是這樣一個「戴著利他面具的利己者,終其一生在宿命下逐漸脫序」的靈魂,才有辦法留下如此深刻動人、流傳千古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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