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義者（fascist）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而拍了《同流者》（The Conformist, 1970）。1920 至 1940 年代的極權統治與對外戰爭，是義大利歷史上恆久的瘡痍面目，它摧毀民族共榮的幻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當法西斯的時代殞落，勢力一瞬翻盤，人人忙著追打戰犯和劊子手，可曾有誰去理解真正的法西斯主義究竟是什麼？若它是一具肉體，那麼它終將死亡，但若是一種精神，那它可能被絞殺嗎？《同流者》是一部反思二十世紀義大利國家處境的電影，審慎且肅穆地問道：我們馱負著那樣盲目的過去，如今，我們真又來到了清醒的未來？
我對歐洲的極權政治史所知有限，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 ── 集體之惡的平庸性，我以為亦適用電影中法西斯政府崛起、壯大的敘事。男主角馬歇洛（Marcello Clerici）欲加入法西斯黨時，與一名雙眼全盲的黨員在廣播電台的錄音室外洽談，對方描述多數的人想加入他們皆是為了財富等私利，「但你不一樣，你是為了其他東西。」這個「其他東西」在故事繼續進行之後，觀眾會逐漸明白是「（被接納為）群體的一份子」。法西斯份子並不單純是懷抱極端民族主義理想的人，他們或僅僅是貪婪、自私、傲慢、心胸狹窄的普通人，還有焦慮於受到排拒的同流者 ── 他們非常平凡，喜愛定義「正常」，也許出身中產階級，也許是某人心目中敬愛的父親；他們擁有生而為人難免的那些缺陷，但藉由組織彼此、崇拜某個絕對的權力，他們得以藏匿內在的破敗，將庸人之惡轉化為集體的優越感，然後光明正大地去剷除、毀掉、消滅自己早就不樂見的許多事物。
當馬歇洛使喚同夥殺掉母親的車夫情人，他毫不猶豫甚而引以為樂的樣子，是法西斯份子的第一種樣貌：他們認為自己擁有掌握他者生命的特權。這份特權又不只是具體行為上的殺戮、囚禁、族群歧視，在另一部探討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電影《食人族》（The Year of the Cannibal, 1970）中，便用一種戲謔且誇飾的手法指出，極權政府的「殺人」亦包含著「禁止人民哀悼的權利」。倖存者的痛苦無法紓解，人作為人的尊嚴就這樣被剝除與嘲弄。
場景轉換至法國，馬歇洛接下暗殺教授的任務，他收下手槍（凶器）之後得意洋洋地擺姿勢，扮演經驗豐富的特務。然而，當事件變得複雜，馬歇洛懦弱的性格便逐漸浮現，這是法西斯份子的第二種樣貌：他們不敢親手殺人。必須教唆，必須轉手再轉手，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直面死亡之臉，那種最激烈的生存慾望。而對馬歇洛來說，槍枝也代表著童年創傷，他曾經死在那裡，他永遠不想回去。於是在森林謀殺現場，馬歇洛從頭到尾一動不動坐在車上，猶如聽不見也看不見。他用這種最封閉的姿態，抵禦被屠殺者（包括自身）的恐懼和絕望。
而當馬歇洛歸屬的法西斯黨覆滅，他與曾經召他入黨的友人在街頭碰面，到處都是高舉著反墨索里尼大旗的勝利遊行 ── 到處都是仇視他們的人。對法西斯份子而言，如此躲躲藏藏只能有一種結局：反法西斯者將識破他們，然後殺死他們；因為易地而處，法西斯就是這樣對待反對他們的人。於是馬歇洛再也無法承受「自己變為獵物 / 不正常者」的昔日恐慌，狂亂之間選擇出賣身邊的朋友，高喊「這裡有個法西斯！」以換取加入「眾人」的機會。這是法西斯份子的第三種樣貌：背棄法西斯主義者的身分。同流者馬歇洛真正的信念並非法西斯，而是「成為理所當然那一方的一份子」，因此他註定背棄原先所屬的群體，只為保障自身的安全；他亦將永遠隨波逐流，沒有一處可以落定為他的人生。
《同流者》藉由馬歇洛此一角色，為法西斯主義者形塑多重、複合的樣貌，邪惡萌生於不覺邪惡間，萌生於沒有被選擇的良善之心，而更加細密、糾纏、幽微。在萬物哀戚的時代底，馬歇洛生命經驗中的殘缺與不平，讓他不曾學會如何安居處世，這是個體的悲劇，也造就歷史的殘局。導演貝托魯奇與攝影師維托里奧（Vittorio Storaro）運用建築學式的精密構圖、意味深長的光影與色彩處理，創造鋒利冰冷的秩序感，法西斯式的空間美學，人物如同棋子安置影框之中，落子不回手的操縱者是命運本身，屬於集體，沒有名字。
當馬歇洛決心犯罪 ── 為黨，為己，為軟弱，為惶惑 ── 場景便忽然湧入牽手跳舞的人群，圍成周密的圓圈，將馬歇洛層層困於軸心，卻束縛著他的手腳而無法隨之起舞。此時，同流者身處眾人的歡笑之中，他應已得到他所渴求的，我卻看見他窒息般的臉容：那是最輕浮的暈眩，和最深沉的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