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文章的部分觀點,承自我的碩士論文《中華民國美學 — 以國民大會為例》。【1】關於「中華民國美學」的多數內容已在論文中詳細闡述,就不花太多篇幅討論,這邊只會提到關於其研究的大致概念。首先,中華民國美學到底為何?我們似乎難以從文獻史料中,尋找到具體來源。這個名詞彷彿是憑空出現在新聞媒體、社群網站,還有關於許多與臺灣美學相關的討論上。有趣的地方在於,這個缺乏詞源的用語,卻像是基因般烙印在臺灣人的腦海中,我們幾乎都能勾勒出「中華民國美學」大致輪廓。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中華民國美學」正在不停被擴寫中,超出其字面意義,漸漸成為與臺灣美學對立的反義詞。
【1】吳冠廷(2021)。中華民國美學 — 以國民大會為例。
透過論文研究得知,「中華民國美學」或許有多條迥然不同的路徑可循,並非只有單一意涵。首先,我們能確定的部分是「中華民國美學」與中國認為已經成為歷史的「民國美學」風格雖然有關係,但實際連結卻不強烈。將「民國美學」套用在影視產業的話,可能呈現出來的是民國初年上海灘繁榮的景色,或者是抽著洋菸、穿著新式旗袍的女郎。而「中華民國美學」所指涉的風格,可能不是西洋與東洋交融後的混合體。
「中華民國美學」的歷史脈絡討論中,若用國民政府來臺前的視角,以臺灣地區為主體來看。在接收臺初期重要的政策之一【2】,就是「去日化」與「再中國化」,政府進行大規模的神社拆除,並改為孔廟、忠烈祠。或是置換路名,變成中國省份與三民主義用語。企圖在殖民統治結束後,喚回國族意識,讓臺灣與中國接軌。但如果以中國地區為主體來看時,就能發現「中華民國美學」或許有著更早的起源。就是國民政府在1927年定都南京後,所展開的《首都計畫》【3】,試圖以中國宮殿式建築風格作為藍本,推動的一系列政府機關建設。在現今成為被中國政府登記在案的民國時期建築群。
【2】政策像是《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去除三種街道名稱:紀念日本人物
者、伸揚日本國威者、明顯為日本名稱者的街道名稱。並限期於兩個內改正街道名稱為四
種: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宣傳三民主義者、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
者且去有意義者。還有《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蹟
要點》,清除了大量日本神社,並加上中華民國象徵符號,如國徽、梅花【圖】等。
【3】首都計畫,將南京進行全面現代化的改造。南京國都設計辦事處成立,由林逸民任
處長,負責管理,並聘請美國建築師Henry Murphy 與 Ernest Goodrich 作為顧
問,負責規劃工作。計畫主要分為六個區域,包含中央政治區、市級行政區、工業區、商
業區、文教區與新住宅區。1930年至1937年調整制定《首都計畫的調整計畫》,並於
1947年又制定了《南京市都市計畫大綱》。計畫中道路系統引進歐美矩形網路、林蔭大
道等概念,而建築形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其解釋是為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依據上面這個溯源結果,讓我們從國民政府遷臺之後開始談起。在戰敗之後,國民政府更急於確立統治的正當性,臺灣一躍成為復興堡壘。最明顯的案例,存在於建築風格中,能看到國民政府延續南京以來的中國宮殿式風格,一脈相承,呼應中華道統。像是:南海學園、國立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圓山飯店等大型建築拔地而起,地位凌駕於既存臺灣的閩式建築。或許「中華民國美學」其中一個走向,是透過權力建設出來的一種美學樣態,囊括了由民族意識、政治權力與當權者好惡,所凝聚成的美學觀點。並非只有大眾所認為的反美學的批判。
當我們理解「中華民國美學」可能蘊含的不同概念後,如果回到當代藝術中,是否有類似形式的創作者?我想先提出兩件作品進行討論,分別是去年於北美館展覽的〈哀敦砥悌〉與〈在冷戰裡生火〉。
梅丁衍的作品〈哀敦砥悌〉【圖1】,從 1994 年發表以來,到去年《秘密南方》 展覽之間,已經展出多次,而且產出了大量評論。這件作品經過近 26 年後重新展出,仍舊能挑動臺灣政治的敏感神經。【4】然而我想討論不是臺灣外交關係,或是身分認同焦慮問題。而是梅丁衍選用的物件作為國與國間的連結,背後所代表的「中華民國美學」邏輯。隨著很多歷史資料被整理、發掘,揭示了黨國維穩的手法。經過蔣介石日記就能發現,其實國民政府撤退之初就知道難以回歸,重要的是要先安內攘外,尤其對於跟隨而來高階官員更是如此。因此製造出他們還享有特殊待遇的幻境,變得十分重要。像是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5】、革命實踐研究院【6】、國民大會【7】等,這些機構製造出大量周邊物件,分發給委員、學員、代表們,試圖彌補失去大半中華疆域的空虛情感。〈哀敦砥悌〉中那些模仿禮物的物件,實質上象徵的都是某種情感缺失狀態,透過交換和當權者達成妥協。如社下學家牟斯在《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中所述,禮物交換為非經濟性的行為,其目的更可能是維持有利可圖的聯盟關係。【8】
【4】楊德宜、陳宛茜(2020)。哀敦砥悌作者怒了! 梅丁衍:不會因取消展出能恢復
邦交 [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960013
【5】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要功能為配合設計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後對中國大陸
地區的施政準則與方向。該委員會雖無實際的行政力,在1950至1960年代於中山堂擁有辦
公廳,也在臺澎金馬各個縣市政府設立該委員會的專屬辦事處。
【6】革命實踐研究院 ,因大陸戰局勢逆轉,總裁蔣中正決心加強黨政軍幹部訓練,以發
揚革命精神。1949年,於草山設立研究院於草山,又稱「陽明山莊」。除了受訓幹部,厚
植踐履篤行之志節外,也協助政府機構播遷臺北。
【7】國民大會,是中華民國已停止運作之最高權力機關,現在其職權已經交付中華民國國
民直接行使或轉移到其他機關。依據1946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國民大會為五權憲
法中的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全國國民於中樞行使政權。
【8】汪珍宜、何翠萍(譯)(1989)。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原作者:
Marcel Mauss)。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原著出版年:1925)
由秦政德、李佳泓、林傳凱、陳怡君四人共構的作品〈在冷戰裡生火〉【圖2】則直接從符號的象徵意義切入。就像除了上面談到的建築之外,在許多官方物件上,我們也能看到許多「中華民國美學」的體現,像是郵票、愛國獎券、鈔票、徽章、證書,還有廣告等,也都彰顯出政府的美學風格。除本身就有的功能性外,也能當作政令、思想宣導工具。而物件上還發現許多圖案樣式重複出現,例如:雙十、國旗、國徽、黨徽、紅藍色等,轉化為帶有政治意涵圖案。這件雙年展作品處理了士林與北投區複雜的空間政治關係,這個地區除了是冷戰時期,美軍和外國軍事顧問團駐紮地外,其中陽明山地區更被打造成為行政與軍事中心。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山樓甚至成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9】的基地,儼然成為對反共的司令台。梅花則是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不停在各個物件上穿針引線,構築成帶有民族意識的符號。
【9】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目的而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
為了維護傳統中華文化,發揚革命精神。與中國共產黨之文化大革命運動分庭抗禮,以顯
示中華民國為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
從作品中,我們看到「中華民國美學」的另一層意義,是以國家的層級來塑造對於中華文化認同的價值觀。它已經巧妙的融入臺灣自身的文化,甚至日常中,我們卻難察覺。回到非官方的展示上,有什麼可能也是「中華民國美學」?像是眷村、公園紅漆柱涼亭、中式餐館、家中山水畫等,都有可能是受到其影響。這些似乎都能作為官方美學意識的投射,可以將其視為著力點,繼續向下挖掘。
另外更符合「中華民國美學」現今在大眾的認知的,是它趨近於雜亂無章、視覺不協調,甚至醜陋的印象。而這種印象到底源於何處?這邊我想引述吳天章在《偽青春顯象館》【10】書中提到的論點,臺灣早期是缺乏國家認同的地方,外來政權將臺灣作為跳板,沒有覺得哪個東西需要長久。因此在視覺習慣上,造就出一批廉價、快速,且譁眾取寵的產物,例如:以亮片替代亮鑽、假花替代真花,還有風景區用水泥做成的竹欄杆。反應在吳天章的影像創作中,像是〈春宵夢 II〉【圖3】用上這些媚俗物件,讓作品內的人物透著「假假的」氛圍。到了〈孌〉系列【圖4】將這種氛圍繼續放大,人體被皮膜掩蓋,反而撩起觀者矛盾、不安的感受,彷彿恐怖谷理論那種似人非人的反感情緒。粗製濫造的可替代物,宰制臺灣人對於事物的理解,這種不上不下的經驗感知,或許解釋了屬於民間的「中華民國美學」裡面的情感矛盾狀態,隨著時間產生歧義。
【10】陳莘(2012)。偽青春顯象館 — 吳天章。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市。
郭俞平在作品〈延遲與凹洞〉【圖5】中也將歷史源頭導向《首都計畫》。然而民國政府在中國未完成的弘大願景,卻在臺灣被縮成一個理想社區 — — 中興新村。這與佇立在臺北市的巨大中國宮殿一樣奇怪,憑空出現的東西,終究難以與在地文化接壤,反而被孤立在社會之外。而與中興新村如同雙胞胎般的市規劃的案例就是永和。永和都市計畫企圖打造英國郊區的花園城市,然而現實恰好相反,戰後湧入的居住潮,淹沒那些規劃中的公園。【11】令人不悅的街道景觀,正是「中華民國美學」中反美學的範疇。作品中因父親退休,作者被迫切斷了與家連結。而時間的延遲與空間錯置,鑿開了填補不完的凹洞。「中華民國美學」所代表的,是失根的,亦是自我認同過程的各種實踐,也是沈重的歷史包袱。對於「中華民國美學」的重新建構,是補足在日治時期之後,直至今日仍舊缺失的文化拼圖。我們必須先要面對,才能思索為來該往何處?
【11】葉高華(2007)。幻滅的花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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