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看不懂的人，或許他們會在某個時刻，靈光乍現，他就突然看懂了。」─侯孝賢
放眼台灣電影，除了蔡明亮之外，大概就屬侯孝賢有這個能耐可以招來正反兩面的極端評價。說的明白些，人們對他不是「愛不釋手」，就是「棄若敝屣」。相較於侯孝賢之前遭受冷漠對待的作品，此番《刺客聶隱娘》挾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聲勢，在眾所矚目中正式上映，只是這樣一來，反而更加突顯「侯式風格」的爭議性。興沖沖的奔赴電影院卻又落得敗興而歸，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他們掛在嘴邊的話往往是：不好看、看不懂。為什麼不好看？不外乎劇情一點也不緊湊連貫，阻斷觀眾情緒的延伸。為什麼看不懂？無非是敘事線索隱晦不顯，以致於某些片段莫名所以。
「不好看」與「看不懂」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沒有辦法讓觀眾在每個畫面中接收到明確的「敘事訊息」，然後在劇情「合理化」（層次堆疊的故事性）還有「戲劇化」（高潮起伏的緊湊感）的鋪陳推移之下獲得情緒的舒緩，自然得不到觀眾的共鳴。這種共鳴來自於一套習以為常的敘事邏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何妨看一下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這段話：「真相比虛構更奇怪，這是因為虛構要講可能性，但真相不受這個限制。」那些章法邏輯的「可能性」只存在於小說、電影的虛構「幻覺」裡，現實世界往往是沒有道理可循，甚至是荒謬的。《童年往事》這部侯孝賢早年自傳式電影裡，那個不時帶著年少的阿孝企圖從高雄「走回」大陸故鄉的祖母，不啻正是一種突兀無比的荒謬。「在她是真實的，這便是一種荒謬」、「你不知道生活中有多麼荒謬」，侯孝賢如是說道。
唯有如此，你才能夠理解何以侯孝賢非得要「自廢武功」？如果我們把《刺客聶隱娘》當作一部「武俠功夫片」來看，侯孝賢顯然對於武打場面的安排「吝嗇」的可以，不僅所佔篇幅比重之少，就連招式都簡化到不行。我們都知道武俠片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製造衝突轉折，乃至於形塑正邪對立的本事，這就是我們所謂具有故事張力的「戲劇性」。早在2007年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侯孝賢電影講座」，侯孝賢就曾經這樣說過：「通常我們有個習慣，老想把這些戲劇化，衝突多一點，激烈多一點，所以設計總往這邊導向，而恰恰忘了生活本身。」最新一期的《聯合文學》專訪文，他更說道：「大部分人都看不見自己的生活。」以前我引用過法國思想家莫杭（Edgar Morin）的論點，來說明一般電影如何運用技術手法虛構出一個「夢幻形象」，它背後隱藏的敘事邏輯其實是在引導著你去「如何生活」。相對而言，侯孝賢電影的迷人之處卻是來自於「觀照生活」的自覺感。那些大是大非、正邪二分，乃至於有頭有尾的方向性，從來就不是侯孝賢關心的焦點所在，對他來說，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侯孝賢總是不厭其煩的說他電影裡的唯一核心就是「人」的狀態。
侯式電影之所以讓人「看不懂」，正是出於一份的「自覺」，以致於排除了那些敘事邏輯的元素。我看到楊照等人大費周章的解說《刺客聶隱娘》的劇情細節來堵住那些悠悠之口，他們嚷嚷著「看不懂」，其實根本沒有必要，侯孝賢的電影不是拿來「懂」的，因為在「懂」的背後隱藏著「應當如是」的敘事邏輯。說到底，「看得懂」與「看不懂」都陷入在一種敘事邏輯的泥沼陷阱之中。如果你聽過侯孝賢的現場訪談，或許會發現他總是習慣說「我感覺」，而不是「我認為」，在我看來，「感覺」這字眼高度傳達了侯孝賢關於生活「味道」（這也是他慣用的字眼）的自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