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獨火塘｜族群身分與原住民族身分

上週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就憲法法庭正在審理的《原住民身分法》案件發布一份聲明，提出清晰的三點主張：

其中的第二、三點提到「原住民身分認定應屬集體權」，這是比較少人強調的論點，今天我們就聚焦在這一部分（整篇聲明稿請見文末）。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認為，原住民身份的認定，屬於集體權行使的範圍， 「原則上除了個人對於族群有認同意願外，更需要族群對個人成員身份的認定」。此處牽涉一個少被談及的問題：所謂原住民的身份，其實有兩種可能的理解（或者說是兩套身分），一是族群身分，一是原住民族的身分，前者主要是文化性質，後者是政治法律的性質。

一直以來我們在火塘邊談論的原住民、原住民族的觀念，屬於上述的後者，是一種政治身分，在理論上，它相對於國家而存在，但在現實上，往往必須由國家明定於憲法和法律。文化性質的族群身分與此不同，基本上不牽涉國家法律，主要在於社群和個人之間，例如認同自己屬於布農族或排灣族、認同自己屬於Ａ部落或Ｂ部落、部落接納外來人口為部落成員等等。

上述這兩種身份彼此不見得互相干涉，而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主張，是要將後者（原住民族的身分認定）以前者（族群身分的認定）方式來進行，一方面削弱國家控制原住民族的權力，一方面鞏固族群集體權的行使。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指出，當前的原住民身分認定方式以「泛原住民」身分取代「族群」身分，導致身分認定脫離集體權的行使，全由國家論斷（甚至外加姓氏名字等條件），這個觀察無疑相當精確，反向操作（以族群身分取代泛原住民身分）是個直得思考的方向，卻也不是毫無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在於：台灣的各個原住民族並沒有一個共通的「部落」或「共同體」概念。

我們知道台灣有些民族具有明確的領域觀念和強烈的集體觀念，例如鄒族，但也有一些民族傳統上並無同屬某民族的概念，只有分屬不同聚落的概念，例如阿美族。這些差異性往往在現代國家風行的觀念（如領域、民族等）之下遭到漠視，甚至被強迫一致化，反而使某些群體更遠離其原本的「集體」意志。

雖然還有細節問題存在，但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張的基礎毋寧比其他言論更為「前進」，因為這觀點力求將身分認定的權力／權利還給原住民本身。

針對憲法法庭審理《原住民身分法》之部分爭議，本會提出之意見與建議：

有關現行《原住民身分法》對於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規定，本會於 2016 年即提出修法倡議與遊說，主張原住民身分之認定機制，應由現行國家戶政單位，逐步調整，回歸由族群/民族進行認定，以確保原住民族自決權不受侵害。雖然該修法訴求未果，但是對於原住民身分認定機制應回歸族群/民族本身之目標，始終為本會所主張與爭取之政策方向。

針對憲法法庭於年初審理，將於4月1日宣判的「原住民身分法」一案，其中爭議引起之社會輿論關注，本會樂見各界從不同角度、立場進行相關討論，但對於部分論者之陳述、主張容有不同意見，爰就此提出相關意見與建議如下：

現行《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取得原住民身份之要件為：「親緣關係」（父或母為原住民）及「認同行動」（從原父/原母之姓氏，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兩要件須同時具備。我們無法否認現行漢文化父權觀念的影響，使得原母漢父家庭之子女，在取得原住民身份的道路上面對了社會文化觀念障礙，有諸多的困難與挑戰；同樣的，我們認同性別平權的目標，為當代國家與社會所推崇並努力朝向之普世價值。

為此，台灣於 2007 年進行《民法》相關條文之修正，將過往「子女原則從父姓」修改為「子女姓氏應經父母雙方約定」之規定，近來也有對於「外公」「外婆」稱呼的檢討。化解宰制台灣社會的父權思維是我們所欲推進的目標，亦須正視仍有許多原漢通婚家庭子女深受此思維影響，欲恢復原住民身份而面臨阻礙，在此種父權價值仍難以改變的現實中，是否應從現行原住民身分法著手，進行修法檢討？抑或先確認身份法規定是否違反性別平權原則及民法的規定。父權觀念所造成的阻礙，並非原住民身分法規定所導致，本會建議應先聚焦檢討認定原則是否合理，能否達成法本身規範的功能任務。而在此前提確認後，亦可進一步思考，是否可能藉由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法，自另一層面改變父權思維、推進性別平權？

關於本次憲法法庭針對原住民族「自我認定原則」的論述，按《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之規定，乃是「原住民族」得依其習俗、傳統，對於其成員自我認定的權利，此原則在兩人權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亦有相同揭示，為原住民族自決權相當核心的基礎。是以，對於原住民身分的確認，原則上除了個人對於族群有認同意願外，更需要族群對個人成員身份的認定。

現行原住民身份制度，則是以泛「原住民」身份取代「族群」成員身份先行，脫離集體權運作，將個人的「從姓／傳統名字」行動作為認同的具體表徵，有去脈絡化之虞。本會始終認為，此認定機制勢必應逐步還給原住民族群體，以促進原住民族社會健全發展，並確保原住民族的自決權不受國家的侵害。

基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原住民族基本法》，以及兩人權公約所揭示之原住民族自決權原則，乃是原住民族享有「持續發展」之排他性集體權利，諸如自然資源利用權（狩獵、採集…）、民族教育權、參政權、土地權（諮商同意權、共管機制…）、自治權，以及其他可以用以自由追求原住民族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等權利。此等權利與基於「積極平權」原理—國家為改善族群不利的經濟社會文化處境，以達到實質平等的目的，而對個別原住民提供的優惠性差別待遇（即所謂的原住民福利），兩者性質截然不同，不應混淆。

原住民福利權與前揭各項原住民族自決權下的各類型權利，本應有所區別。原住民身份是個人的認同，亦是族群的集體自決，不應作為福利分配的門檻，更何況所謂「福利」的給予與提供，是國家充分實現人權的義務，而非國家統治的工具和恩給！

然而，在現行原住民族政策制度運作中，兩者嚴重混淆，集體權以個人權方式運作，取得泛原住民個人身分，就同時無差別地取得所有類型權利資格，例如原住民保留地，造成身分認定中的認同議題聯結到權利資格取得的爭議。

綜合以上三點所論，認同是個人主觀意願與社會互動、彼此接納的過程，只有原住民社會，族群部落，才能確認所屬成員的身份認同，進行真實的身分認定。受限國家原住民族政策結構，原住民身分完全回歸原住民族自主認定，涉及相關配套政策法制改革及原住民族自治進程，目前主客觀條件尚不充足，但更需要積極進行相關復權與賦權工作，推進政策及社會條件。

目前原住民身分法以「從姓/取傳統名字」—且是以去脈絡化個人命名漢姓及漢字表達方式，視作為所謂「認同行動」門檻條件，成為親緣外，僅有的認定標準，並不是真實的認同與社會接納，卻連結也同時作為獲取權利資格的檢驗條件，因而面臨違憲爭議。

我們主張，在目前身分法「從漢姓」及「傳統名字」兩個門檻條件選項之外，加上取得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所屬族群或部落組織認可/同意之選項，供有認同意願、有親緣連結，卻不願或難以從漢姓或取得傳統名字的個案選擇。如此，顧及目前既存制度及社會條件下，原所形成的穩定性，以及緩解從姓/取傳統名字作為認定檢驗條件，取代了認同本身的侵權爭議，同時可恢復原住民族社會自主認定的能量，為更前瞻制度改革奠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