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1️⃣ 走出諮商室後，她與死亡的距離
2️⃣ 從自殺企圖到自殺行動，要多少的時間3️⃣ 三個策略，降低校園自我傷害的事件
～走出諮商室後，她與死亡的距離有多近～
2008年一個盛夏的下午，當小美結束了這一次的諮商，看似平靜的離開校園之際，略顯疲憊的面容，呈現出近期飽受憂鬱症折磨後的無奈。歷經兩次的住院治療，無力感成了她臉上唯一的彩妝，也象徵著在生與死之間長期搏鬥的傷痕。
地方派出所在她離開校園的一小時後傳來消息，『貴校的一位女學生在山壁下的路旁受傷，疑似是自殺...，目前正送往醫院等待救治』。
當我們與系上老師前往醫院的路途中，我看到她騎乘的機車，好端端的立在路旁，我心裡想著：『走出諮商室多久以後，她，才決定自殺？』
～從自殺意圖到自殺行動，要多少的時間～
來自德國的學者Laura Paashaus 等人，針對65名多次企圖自殺者做了這方面的研究。研究的結果發現：
43 名參與者 (36.4%)表示，從決定自殺到實際行動的時間小於5分鐘。
52 名參與者 (44.1%)表示，從決定自殺到實際行動的時間小於10分鐘。
87 名參與者 (73.7%)表示，從決定自殺到實際行動的時間小於180分鐘。
此外，無論選擇的時間如何，受測者在年齡、性別或初步診斷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而在 5 分鐘內決定自殺行動的參與者，在終生自殺計劃的頻率較低。
43 名參與者 (66.2%)表示，他們最近的自殺企圖是他們一生中最嚴重的自殺企圖。這說明了如果不及時介入自殺防治工作，企圖自殺者的自我傷害狀況很難改善。
～三個策略，降低校園自我傷害的事件～
相對於社區而言，學校單位在自我傷害的防治上顯得比較有系統。在防治自殺的工作上，心理學人提供以下的建議。
（一）限制危險：收管危險物品
從藥品到美工刀、從繩索到水果刀，只要是能與個案產生自我傷害連結的物品，都應該在第一時間被管制。這除了可降低個案自我傷害的可行性之外，也是身為親友的陪伴者，有效降低個案自殺的具體行動。
「導師與我都知道，小美的包包裡隨時放了一把水果刀，只是，導師收了一把，她隔天又買了另一把…，但至少我們曾努力嘗試過。」
（二）安全計畫：建立合作同盟
自我傷害的防治就一般的組織單位而言，絕對不是單一單位或單一個人可以承受的壓力。過去我在大學服務時期，學務、教務與總務處都是協助高關懷學生的必要合作單位，透過「學生輔導委員會」的定期運作，其實很容易建構各處室間的合作同盟的。
現在，我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從事企業組織職場霸凌、危機處理的教育訓練工作。我發現現在的企業組織，也逐漸重視員工的心理健康，對於高關懷員工，主管們也很積極的參與對這些員工的協助策略。但我還是十分強調，面對企業內自我傷害的員工，絕對不是單一單位或單一個人，甚至不是單一的主管可以承受的壓力。企業裡的人資、環安與總務部門，可以透過定期的會議，來預防員工的自我傷害，透過緊急個案會議，來處遇自我傷害的員工。
「當年小美的同學與室友（受過訓練），是第一線的通報者，導師，是第一線的關懷者，校安人員是關懷系統的整合者，教務處解決了小美住院缺課的問題，總務處強化了校內陰暗、高樓等危險場所的安全措施，就連警衛都會在半夜裡再次的巡邏校園…。」
（三）最後防線：核心信任人物
學校的專任輔導人員，無疑是這個角色的最佳人選。我當然知道這個角色的無奈與辛苦，畢竟，我也辛苦過二十個年頭。我當初的作法是與生輔組或教官室保持高度友善的合作關係，真的，教官的耐受能力比我強很多，在學校的時間也會比心理師多。建議在校服務的心理師們，可以與教官或校安人員平時就保持良好的互動，在危機事件發生之際，才能借力使力、相互合作。
最後，對於有自殺企圖的學生，我習慣提供他們我的備用手機號碼，在結束每一次危機諮商之前，我都會向他們表明：「我給你我的手機號碼，如果在下週諮商之前，你真的控制不了自我傷害的念頭，打個電話給我，讓我有一個可以幫助你的機會。」
這是每個心理師的個別信念，至少，我未曾要求過歷屆督導過的實習生跟我一樣。當然，學校的輔導人員也不一定需要這麼做，我相信身為輔導人員，內心裡一定有一套面對危機個案的信念與處遇技巧，遵循自己的內在標準來處遇個案，這樣也很好。
「二十年的大學工作生涯裡，當然有接過幾次學生在緊急狀況時的電話…。但是，小美那天下午並沒有打電話給我…。」
2010年初夏，小美與認識一年的男友回學校看我，告訴我許多這些日子以來的故事，從住院到出院，從出院到急診，從一個人，到現在的兩個人…。現在的她有個穩定的工作，偶爾還應邀擔任髮廊的模特兒…。
當兩人離開校園之際，我下意識的在遠方後頭跟著，直到她們的身影消逝在大學的校門外...。
我眼望著她、心裡想著，如果當年妳在離開諮商室後的三分鐘、五分鐘或十分鐘，我再度邀請妳回到諮商室，哪怕是提供你一杯咖啡都好，妳，會不會選擇不自殺了？
（文：心理學人吳學治心理師/圖：Pexels)
後記：
謝謝妳，當初願意接受我的幫忙，讓我有和妳一起工作的機會；
謝謝妳，康復後願意回來看望我，讓我得到心理工作者的慰藉，
謝謝你，在這一段坎坷經歷之後，讓我更關注自我傷害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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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Laura Paashaus等人（2021），From decision to action: Suicidal history and time between decision to die and actual suicide attempt，Clin Psychol Psychother.2021;28:1427–1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