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宾馆的冷气中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又忙了会儿工作，傍晚时分再出门，依然很热。也不知道是气候变化还是我对故乡的记忆出了偏差，回来之前，我对这里的热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雨后会冷，需要加衣裳。
回来第二天，之前都是在别村晃，这次才是真正的回自己村。先去的也并不是我家，我家荒草成丘，我带的小轮椅完全无法通过。按照计划，要先去别人家探望，顺便借个大轮椅。
- 我爹唯一的朋友李叔
李叔家还在原处，房子也是从前的房子，但物是人非。我们把车停在旁边，把老爷子放到轮椅上，推到门口喊李叔李叔，想像着老友重逢的动人场景。李姨从院子另一头的洗衣盆前站起来，犹疑着认不出我，后来终于叫出我的名字，又认出轮椅上的我爹，便以村里女人惯常的夸张语气尖声喊，啊哟，真啊不得活了，怎么是你们。说李叔不在，刚出去，不知道去哪里了，也没手机，联系不到。那也没办法，只能跟我爹说，可能见不到了。然而我们在院子里寒暄十多分钟以后，李叔却从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说他在清垃圾，没听见，淡淡的。李叔也病了，很瘦，说他前几天吃饭差点噎死，吃了十几幅中药，这两天才好些了，又恢复到能吃能干的状态。77岁，今年又多种了二亩荏，每天干活不知道累，一顿能吃三碗面，颇得意。我只能搭话，能吃就好，能吃就好。后来听老妈说，李姨偷偷告诉她，吃饭噎着那次检查，是食道癌，本人不知道。听说还有糖尿病。
- 汗流不止的堂婶
第二家是堂婶。堂婶也是脑梗多年，如今卧病在床，全靠堂叔一人照看。他们的儿子，和我同学，虽然后来天各一方，渐行渐远，却也是同村里唯一有联络的儿时伙伴。
到堂叔家的时候，晚上七点。堂婶的小屋弥漫着刚烧完炕的柴火烟味，她趴在炕上，穿着夹衣，盖着个大被子，一边看着对面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一边用手里攥着的纸，不断擦着满头的汗。我弯下腰问她，认不认得我，她说呜哩哇啦。堂叔笑着翻译，认得的。我问能不能动，说可以，柱着拐还能串门。可这样的伏天傍晚，她蜷缩在热炕上捂着被子满头大汗的样子，让人看着心里特别难过。
离开的时候，堂叔从大门口跑回屋，拿出来一盒东西要我们带着。打开，原来是从蜂巢上割下来的炼蜂蜜的原料。他家养蜂，上次去看他们，给了一瓶成品蜂蜜。我姐问怎么吃，说加热直接吃或者蘸东西都可以，好得很，能治各种病。
- 不肯死在他乡的堂叔
第三家堂叔。这次脑梗的是男人，换做女人照顾，计划要借的轮椅，就在他们家。他们的儿子，也在成都工作。半年以前，他们也在成都养病。后来担心客死异乡，吵着要回家。
堂婶忙着帮我找轮椅，堂叔坐在房檐下的另一张轮椅上，黑着脸，非问不做答。我问还去不去成都，说不去了。我爹问一顿能吃几个馍，说一个。然后相顾无言。有一会儿，我看见他低下头，好像在拭泪。据堂婶说，完全不能动，每天起床在轮椅上一坐一整天。农村的炕高，他上不去，只能在偏房里给搭了个矮床，上下就靠滚。
回来之前，我和堂弟（他儿子）通话，问还接不接来。他说不了，他爹不愿意来，他也不敢让来，死在这里了怎么办？我说老人们讲究，你也讲究这个。他说没办法，他不敢给爹说要在成都火化，非挨耳光不可。
- 掌管四个大院钥匙的彭姨
第四家，彭姨。彭姨是我大姐的婆婆，大姐去世二十多年，因为外甥，也因为同在一个村，两家来往未断，父母不在家的这些年，家里的地和钥匙，都由彭姨掌管。上次见她的时候，老得还没那么明显。时隔两年，她的动作和语速都变慢了很多，几乎一字一顿。我问怎么回事，是觉得脑子跟不上，还是嘴巴不利索，她说是嘴吧。
彭姨八十岁，独自生活在一个有着五六间房的院子里，手里掌管着另外三个院的钥匙，除了我家，其它两家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们。
- 晒凉粉干的表姨
第五家，表姨。表姨是老妈的亲戚，也是这天探望的亲友里，唯一二老都没有大病，且有晚辈在家的，虽然这晚辈也是临时从上海回来探亲。
也是车子停在路边，隔着车窗和老爹寒暄几句便罢。临走，给了一包粉片，是凉粉晒干的产物。小时候我妈也会做，凉粉切条，放在高粱杆子编织的瓮盖上，在太阳底下晒干。要吃的时候拿水泡软，凉拌或者加点儿配菜炒一下。这东西几乎是最早消失在我记忆中的童年食品，后来，物资没那么匮乏，便再也没见人做过。
- 难见的二婶八叔
本来还有第六家的二婶以及第七家的八叔和八婶。结果二婶家大门紧闭，怎么敲都敲不开。她不久前刚失去了四十多岁的儿子，一个人在大院里生活。白天还可能窜窜门，天黑则关上铁门，年纪大耳朵背，再也很难听得见敲门声。
八叔家大门上挂着铁锁，邻居说八叔最近生病，病程迁延一月有余，被儿子接去了省城。
晚上八点半，在夜色中开车返回县城，我和二姐还有老妈心情都颇有些沉重，只有老爹，像孩子一样，对人间的疾苦，等闲视之。甚至因为见了很多熟人，而异常兴奋，话语虽含混，却总不肯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