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常懷疑作者每一本書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影子,或是周邊人的身影,特別是如果寫的主題跟作者身家背景相關的時候更容易引起懷疑。
當我寫白色恐怖的故事時,由於我自己就是受難者家屬,所以刻意地避免把自己寫入,但是走過那段歷史的人,其實感受都頗為相似。
許多聽過我講白色故事演講的人或在《向著光飛去》的分享會上都有聽過我的一則小故事:小五的時候,曾經被訓導主任叫到升旗台上去,當眾羞辱並宣稱我即是江洋大盜(當時對政治犯的通稱)某某人的女兒,並且就讀在五年某班。
那個年代沒有少子化的問題,一間國小操場可以站滿滿的學生,全部的人都對著我指指點點並且叫囂,那時候我大概幾乎是進入了解離的狀況,像困在玻璃魚缸裡的魚,看得見魚缸外眾人慨然表情與動作,卻一點聲音都沒有,也不知道周圍發生什麼事情,直到訓導主任推我一把叫我下台,此後展開了我常跟別班男生打架的歲月。
昨天上課的時候,老教授突然問國小四五年級的時候,妳的第一篇「我的志願」寫了什麼?
我突然答不出來,腦袋一片空白,怎麼我有寫過「我的志願」嗎?
肯定我小四小五的時候大概也沒說過我想要當作家之類的,但肯定也不會是要當老師,那我到底寫了什麼?怎麼都想不起來?
突然才發覺,當然想不起來,因為白色恐怖的緣故,其實我的童年記憶很少,想得起的事件恐怕連十隻手指頭都會有剩,特別是被推上台後,我的學校生涯就是忙著跟別班男生打架,哪裡會有其他記憶呢?
白色恐怖的記憶裡,很少人談及家屬,即便有,也是附屬在受難者長輩身份下,缺乏自己的主體性,2017年的時候,決心要寫一部非典型的,以白色恐怖第二代女性的感情故事為軸線,試圖讓閱讀者看見那個年代的影響之深,連我們以為毫無關連的人其實都深受其害。
昨天答不出老教授最簡單的問題,卻引我想起自己在2017年的書,可能也是因為我剛完成二部曲,總是沉澱在這樣的情緒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