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古中國的博學者

若說只有西方傳統具備廣博的好奇心與求知欲，那就太莫名所以了。事實上，中國古代典籍《中庸》便曾表達「廣博學習」的意含，而且不只如此，除了「博學」之外還有「博物」；至於博學之人則被稱作「博士」。這些概念於西元前五到二世紀便在中國出現了。

古代中國和希臘一樣，也出現過學習範圍的辯論，並且對知名的科舉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960-1279）的科舉考生需要通曉古籍、詩歌、歷史和政治。而北宋名相王安石（1021-86）在變法失敗後，寫下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痛陳官宦教育太過浮濫，強調「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其後數百年，中國就在專雜之間來回擺盪。例如，明代思想家王陽明（1472-1529）在《傳習錄》裡批評博學只會流於淺薄，主張自我省察與自我修為勝過追求外在知識。然而，清代於康熙和雍正年間（1679-1736）又曾施行「博學鴻儒科」的考試。

由於用語不同，使得中西難以直接比較。譬如中國古代思想裡「就沒有和古希臘文philosophia（哲學）相應的語詞」及類別，而中國的「學科劃分，從理論到實務應用，都和古希臘或我們現今大不相同」。中國和古希臘對主次要學問的看法不同，同樣造成比較的困難。例如對中國文人來說，樂理、卜卦和書畫賞析都是必備的學問。

從以下三人的生平著作，或許能看出中國博學者對哪些事物感興趣，範圍多廣。戰國時代的惠施（370-310 BC）興趣廣泛，雖然作品多已失傳，但道家經典《莊子》裡有許多關於他的著名軼事。《莊子》形容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但就像其他博學者常受到的批評，《莊子》也說惠施「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宋代則出了兩名傑出的仕宦─蘇頌（AD 1020-1101）和沈括（AD 1031-1095）。蘇頌最有名的事蹟是製作「水運儀象台」供官吏觀天象，並在書裡文圖並茂描述了其中以水車推動的機械時鐘的構造。此外，蘇頌也繪製不少圖像，包括星圖，並且和同僚合力完成了《本草圖經》，說明如何使用植物、礦物和動物治病。

至於沈括，有人說他「或許是中國科學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沈括寫儀禮、天文（包括天文及占星）、音樂、數學、醫學、施政、兵法、繪畫、茶藝、醫學和詩歌，還會繪製地圖，包括頗具雛形的地勢圖。出使契丹期間，他記下當地人的風俗民情。當時一名史家評論他學識「淵博」，到了二十世紀更有人形

容他是中國的萊布尼茲，只是他和萊布尼茲不同，似乎不曾想過將不同的知識統合起來。沈括最有名的作品完成於他退隱之後，名為《夢溪筆談》，類似西方的隨筆集，內容按照中國許多百科全書式作品的分類法，分成「故事」、「辯證」、「異事」和「書畫」等。「筆談」這種隨興所至的文體非常適合博學者。

比較古希臘和中國博學者或許可以帶來不少啟發，如同比較這兩個文化對自然研究的古典解釋。古希臘博學者對知識的貢獻，通常和他們的老師身分有關，從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到詭辯家都是如此。中國漢朝以降的博學者對知識的貢獻則和他們在朝廷中的身分有關，因為在中國文化裡，博學的

人才能通過科舉，而非專家。英國公務員有時被稱作「滿大人」（mandarin），便是出於同樣期望，因為他們的考試就是參考中國科舉制而設計的。

上述博學者中，蘇頌曾經出任刑部和吏部尚書；沈括擔任過司天監、也曾修築渠堰、帶兵和主掌財政，他的興趣「深受為官經驗影響」。當他因為派系之爭而遭貶職，才有機會撰寫筆談（在歐洲，出於類似遭遇而完成的大作則有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和克拉倫登伯爵的《英國叛亂和內戰史》）。

書名：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通才是如何煉成的？從達文西到桑塔格，文藝復興到當代最詳盡的知識人文化史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07月

英國歷史學家。1937年生，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學士、聖安東尼學院碩士，劍橋大學文化史退休教授。柏克的研究專長在於歷史思想領域、1450年至1750年的歐洲文化史，以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其著作包括：《1450年至1750年間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與社會》、《近代歐洲的通俗文化》、《社會學與歷史學》、《法國史學革命》、《製作路易十四》、《歷史學與社會理論》、《會談的藝術》、《大眾傳播媒體的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歷史的目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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