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聽過，中小企業在Facebook上刊登廣告，要為Facebook代扣繳稅款（6%）。
你可能想說，因為Facebook人在國外，這只是中小企業在稽徵程序上，幫政府一個小忙，代替政府向Facebook扣繳稅款，沒什麼大不了。就像公司每個月發薪水給員工時，公司負責人也會為員工代扣繳稅款。隔年報稅時，再多退少補就好了。
但實際的情況，卻沒有想像中那麼單純。
扣繳制度的本意，原本是讓國內中小企業代替跨境電商，繳納跨境電商理應負擔的納稅義務。但由於國內中小企業，往往缺乏與跨境電商議價的能力，導致先前扣繳的稅款，實際上卻經常轉嫁給中小企業負擔，進而增加中小企業額外的經營成本。
事實上，Facebook也會看人臉色。面對不同的交易對象，會採取不同的商業模式。對於議價能力較高的國內企業（即消費額超過一定門檻的企業客戶），Facebook會提供已扣除稅額後的優惠價格，作為讓利的商業籌碼；但對於議價能力較低的國內中小企業（即消費額低於一定門檻的企業客戶），則讓中小企業自行吸收其為Facebook代扣繳的稅款。
一筆稅款是否「實際轉嫁」，固然不是法律可以規定，而是市場機制運作下所形成的結果。但一個法律制度的良窳，實際上卻是決定，在市場機制下，一筆稅款是否「容易轉嫁」的關鍵因素。
此外，現行扣繳制度，僅適用於「國內企業」，而不適用於「國內個人」，也會面臨公平性的問題。
換言之，在跨境電商銷售電子勞務給「國內個人」時（B2C，例如個人在Netflix選購影片），應由跨境電商自行或委託代理人來台申報納稅；但在跨境電商銷售電子勞務給「國內企業」時（B2B，例如企業在Facebook刊登廣告），卻是由買受人負擔扣繳義務。
在稅制設計上，因買受人身分的不同，即採取「扣繳與否」的差別對待，這是否違反憲法上的「平等原則」？
當買受人為「國內個人」時，既然可以要求跨境電商自行或委託代理人來台申報納稅，技術上並無困難；何以在買受人為「國內企業」時，就只能夠要求買受人負擔扣繳義務？
一般常見的回答是：這是所得稅法明文規定的稽徵方式。
但法律的規定，只是形式上的理由。形式上有法律的依據，不代表該法律的內容必然實質正當。
雖然一般個人通常沒有為外國營利事業扣繳稅捐的經驗，也幾乎沒有為外國營利事業扣繳稅捐的誘因，且由一般個人為外國營利事業扣繳稅捐，由於個人人數眾多，更是缺乏稅捐稽徵的效率。
但制度設計上，還是可以考慮將該筆稅款的扣繳義務，轉移到這些數位化交易的「中介機構」（例如信用卡公司或銀行等金融機構），可能更有助於B2B與B2C，在稅捐稽徵程序上的公平對待。
事實上，要解決中小企業在所得稅扣繳制度遭受到的不公平對待，釜底抽薪之道，或許可參考對跨境電商課徵「營業稅」的「落地登記制」。亦即，凡跨境電商銷售電子勞務給國內個人時（B2C），只要年銷售額達新台幣48萬元，現行營業稅法即規定，外國營利事業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代理人來台辦理稅籍登記。
倘若對跨境電商的「所得稅」課徵，從原本的「扣繳制」轉為「登記制」，則對於符合一定登記標準的跨境電商，如未及時落地辦理稅籍登記，並就其在我國境內的營業利潤，報繳我國所得稅時，則此時跨境電商即應自行面對，我國稅法上關於補稅、裁罰、停業（或甚至斷網）的法律責任。
白話地講，採「扣繳制」，是讓中小企業這隻小蝦米，直接面對跨境電商這隻大鯨魚。不死也半條命。
但採「登記制」，情況就不一樣。這是讓有公權力作為後盾的政府，直接挑戰跨境電商的各種不公平競爭行為。誰輸誰贏，高下立判。
讓委屈的小蝦米，直面猙獰的大鯨魚，你這是何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