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裴洛西的來訪，可以窺見某些台灣人對壓迫的看法。他們不把壓迫視作必須對抗的非正義，而是把壓迫視作無法改變的現狀或既定的規則，他們所有的行動，都是遵循著壓迫者的要求，他們以為這是聰明的生存法則，實際上只是逐步變成壓迫者捏塑的形狀。
舉個大家比較好理解的例子：在常見的爭取黑人民權或女權電影中，一定都有黑人或女人反對自己的群體反抗。他們不見得都是自私或膽小，只是無法跳脫被壓迫的框架。對他們而言，這個框架就是世界本來的樣子，他們能做的只有在框架內求生、求好。
於是，這些黑人不會在生活中對抗偏見，而會讓自己活得像個白人；這些女人不會在職場上爭取權利，而會讓自己在職場男性化。他們各自放棄了群體的自主性、特殊性甚至優勢，去服膺白人、男人的標準，因此他們始終會輸在起跑點上。更糟糕的是，當你放棄反抗，壓迫者就從你的視野中消失了，壓迫就像一草一樹般成為了「自然的」。因此當這些人遇到挫折，不會發現自己整個群體在起跑點就已經輸了，而是會檢討自己在同樣規則下表現得技不如人，他們再也看不到更大的壓迫，當然也看不到規則是由壓迫者量身打造的。
透過這種價值觀的傳遞，壓迫者成功地把傷害的責任，從壓迫者身上，轉移到了被壓迫者身上：都是被壓迫者表現得不夠好，才導致他們受到傷害。
上一代台灣人的成長環境，外有中國的武力威脅，內有中華民國的白色恐怖，長期受到兩個中國壓迫的結果，就是某部分人已經很習慣順從、習慣被壓迫，當壓迫成為自然，他們就會開始檢討自己人不是合格的被害者。例如當柯文哲提到裴洛西來訪時，臉書寫著「中國海關總署在昨晚宣布台灣100多家食品禁止進口，不知又有多少台灣農漁民受害」，但他沒有接著去檢討壓迫者中國，而是檢討被壓迫的台灣不夠「左右逢源」。
這種發言其實跟統促黨沒有兩樣，都是把中國的壓迫當成自然的，而把台灣反抗壓迫視作活該被懲罰的挑釁。但兩者間有個重大差別：統促黨是把自己當成中國人，是壓迫者的一部分，而柯文哲知道自己是被壓迫者，只是他沒有想到這是一件應該反抗的事，而只想要在這個既定的壓迫下「左右逢源」。
某種程度上，這比統促黨還要可悲。
國民黨或民眾黨，總是像柯文哲寫的，抱持著「夾在中間的台灣，更應該與中國、美國保持暢通聯絡管道，才能有效避免危機」的幻想，但實際上，一邊是對你索求無度的壓迫者，另一邊是尊重你的民主國家，如果你把這個現況視為自然而不去反抗，那你唯一可能取得的平衡，就是當中國為了侵略你而進一步，你就要求美國為了尊重你而退一步。當你不反抗壓迫，所謂的「左右逢源」，實際執行時永遠都是服從壓迫者，這就是為什麼國民黨執政時總是宣稱自己在捍衛中國民國，可是在其他人眼中卻都是過度傾中。
昨天有很多媒體到飛機巷或君悅飯店外訪問民眾，看到許多20歲左右的年輕朋友大方表達對戰爭擔憂的同時，也表達自己知道捍衛民主跟自由的生活是有代價的，所以才會在這裡歡迎裴洛西，看了心裡很感動。96台海危機時我只是個小孩，可是那種集體恐懼感我一直都記得，而今日的台灣，也許在某些人眼中顯得有些樂觀，但在我看來，是新一代的台灣人擺脫了服從壓迫者的命運，即使面對更強大的中國也不再誠惶誠恐，因為我們知道，當我們為了捍衛民主自由而選擇反抗時，全世界都會站在我們這裡。
這時我才懂，勇敢自信，世界同行，原來是這個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