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明
馬思聰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揚名中外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小提琴曲《內蒙組曲》是馬思聰的成名之作，作於1937年，其中的《思鄉曲》和《塞外舞曲》是飲譽中外的優秀中國小提琴代表作。
1927年，馬思聰考入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成為第一個考入這所高等學府的亞洲人。他曾被譽為「音樂神童」，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1932年，創辦私立廣州音樂院，後在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校任教，為音樂教育作出過巨大貢獻。1949年，馬思聰滿懷著對祖國、中華民族的熱愛、希望和夢想，與柳亞子、馬寅初等100多位知名愛國人士一道，被中共的欺世謊言騙回了中國大陸。1950年，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培養出了林耀基、盛中國等著名小提琴家。僅僅十幾年以後，不堪忍受文革迫害的馬思聰一家在親朋好友的幫助下，從大陸偷渡到香港，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幫助下來到了美國。到美國之後，馬思聰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甚麼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引起世界轟動。
那麼，為甚麼曾經一腔熱血回到中國的馬思聰，十幾年以後，卻陷入了深深的絕望，要選擇冒死偷渡的方式逃離中國呢？
正如馬思聰在《我為甚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所談到的：「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份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甚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1949年以後中共發動的運動一個接一個，馬思聰所嚮往、珍惜的恬靜、和平的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暴力、血腥和恐怖，漸漸讓馬思聰感到困惑和沉重。馬思聰開始受到批判：引導學生只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1954年以後，馬思聰自述，很明顯他之所以繼續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一職，只不過是要用他來撐撐門面，因此，他儘量收斂自己。1963年，西方音樂被禁止後，馬思聰就一直待在家裡，和妻兒消磨時光，作些曲子。
馬思聰和幾乎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天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就是身為院長，在音樂學院也是見會就躲。這讓馬思聰在因言獲罪的反右運動中，因為沒說過甚麼而僥倖躲過一劫。
可是，到了更加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馬思聰再也躲不過去了。被中共煽動起來的學生給他們的院長貼了大字報。一夜之間，曾經是中南海座上賓、周恩來的好朋友、中共用來裝點門面的音樂家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修正主義分子」。
馬思聰和十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被打成「黑幫」，和藝術院校「黑線人物」五百多人一起，被關押在社會主義學院的「牛棚」裡。他們中有院校領導、知名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每天強迫勞動、學習、交代、檢討、揭發。
1966年8月9日，一輛寫有「黑幫專用」的卡車，把馬思聰等十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學院接受批鬥。他們被推趕著下了車，腳還沒著地，一桶漿糊就扣在了馬思聰的頭上，一群人一擁而上往他身上貼大字報，一頂寫著「牛鬼」的紙糊高帽子扣在頭上，脖子套上一塊牌子——「馬思聰，資產階級的特務」。紅衛兵交給每人一面銅盤和一根棒子，逼他們邊走邊敲。這是一場瘋狂的遊街批鬥，紅衛兵像一群瘋子，叫駡不停、拳腳交加、劈頭吐唾沫。
「黑幫」們受盡侮辱，每天早上6點起床，學習、幹粗活、掃廁所、寫檢討、唱自己有罪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須由人民監督，因為我是人民的敵人。我必須坦白，如不坦白，將我碎屍萬段。」
紅衛兵任意折磨羞辱他們。有時，強迫馬思聰一遍又一遍敘述自己的「罪行」；有時，要他在地上爬；有時，讓他們低頭在烈日下暴曬；有時，便是拳打腳踢、抽皮帶。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渢回憶說：「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裡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馬思聰的家人也受到牽連。一天晚上，紅衛兵把大標語貼滿馬思聰家裡的每一個角落，大門口只留下一個一米高的洞口。紅衛兵責令馬思聰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掃街道，每天寫一份揭發馬思聰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實，死路一條」。第二天天還沒亮，王慕理和孩子們倉皇逃離北京到南京朋友家避難。為了躲避音樂學院紅衛兵的追捕，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
11月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偷偷回到北京，勸說父親逃離大陸。經過激烈的思想掙扎，別無選擇的馬思聰選擇了逃離。在家庭廚師賈俊山和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幫助下，父女倆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郊區的親戚家。
馬思聰失蹤後，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向公安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批鬥，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他的好友傅雷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但萬一被抓住性命難保，成功則全家安全。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夫人、兒子、女兒、還有那把名貴的小提琴，在新州登上電動拖船「002號」，歷經艱險，偷渡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的毛澤東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
在香港親友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幫助下，馬思聰一家登上飛往華盛頓的飛機，尋求美國政府的政治庇護。馬思聰到美國初期還有些演出，但很快就只能在家作曲了。因為中共無孔不入地搗亂，使馬思聰無法演出。
作為國際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的「叛逃」，曾經轟動世界。中央文革成立「馬思聰專案組」（又名「002號專案組」），嚴厲徹查「馬思聰叛國投敵案」。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平反。
馬思聰的出逃株連了馬家親戚朋友數十人。馬思聰的岳母、侄女、廚師被迫害致死；大哥的兩個兒子被判處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個侄子被打致殘；妻弟王恒、王友剛、弟媳何瓊被判刑、管制。馬思聰的二哥、上海外語學院教師馬思武不堪折磨，跳樓自殺。消息傳至美國，馬思聰在日記裡悲憤地寫到：「國內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於家散人亡。」馬思聰的侄女馬之庸在廣播電臺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離審查，被調到麻袋場工作。
馬思聰被平反後，中央音樂學院領導給他打電話，告訴他「叛國投敵」罪名撤銷。已是古稀之年的馬思聰聽了哈哈大笑，對子女們說：「真沒想到我還得了個『叛國投敵』這麼了不起的稱號，可惜，現在都沒了我才知道啊。」
馬思聰一直對他的孩子們說：「我沒有對不起祖國……魔鬼害了人，難道會使人覺得冤屈嗎？對的就是對的，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此後，儘管馬思聰一直都有回大陸的心願，但幾次邀請都沒有促成他回大陸。文革、逃亡的經歷給馬思聰帶來了巨大的創傷和陰影，對大陸、中共心有餘悸，以至於他在是否回大陸這件事上顯得尤其小心翼翼。馬思聰屢次對親友說，還是等大陸再穩定些了，等適當的時候再回去吧。
馬思聰最終沒有等來這一天。1987年5月20日，因心臟手術失敗，一代音樂鉅子馬思聰與世長辭，終年76歲。馬思聰逝世後，夫人在書桌上發現一篇未竟的遺作，題名是——《思鄉曲》。
後記
文革中，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極其慘烈，有多少名人因為受不了野蠻和非人凌辱而自殺：
老舍，著名作家，1966年8月24日，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儲安平，前光明日報總編，1966年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傅雷，著名翻譯家，1966年9月3日，與妻子朱梅馥在寓所上吊自殺。
楊嘉仁，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教授，1966年 9月6日，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副校長），以煤氣自殺於寓中。
李翠貞，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1966年9月9日， 開煤氣自殺。
馬連良，京劇表演大師，1966年12月16日，服毒自殺。
沈知白，音樂理論家，1968年自殺。
熊十力，國學大師，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
翦伯讚，歷史學家，1968年12月18日，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顧聖嬰，著名青年女鋼琴家， 1969年1月31日，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
假如1967年的1月馬思聰沒有逃離大陸，那麼他的結局幾乎是可以預見的。出自他手的眾多優秀音樂作品也就永不可能誕生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