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奇怪的數學家》天才、地才，比不上一枚勇者

本片被比喻為南韓版的《心靈捕手》，網羅《原罪犯》南韓影帝崔岷植，飾演一位委身高中警衛的脫北者數學天才。在意外成為一位數學後段班學生的私人家教後，兩人攜手展開一段自我救贖之路。他們解開的，將不只是一道道數學習題，還有加倍複雜的人生課題...。

你做過考鴨蛋的夢嗎？這樣的惡夢，又持續了幾年？九年、十二年，或是像生長在九零年代的我和許多同輩朋友一樣，三四十年來斷斷續續地在睡眠中，重返鴉雀無聲的試場，不知是焦慮還是高溫令掌心發汗不止，浸濕了無字天書般的艱澀考卷，用汗也只能用汗，來填滿腦中和紙上的空白——原來，一直沒能從噩夢中真的醒來？

十八世紀名畫Henry Fuseli的《惡夢》，因陸續牽扯上法國大革命和名著《科學怪人》，成為掌權者和科學家的夢魘，而代代相傳下去...（相關故事請見：中野京子《膽小別看畫3》）。對多數亞洲人來說，考試就像坐在腹心的怪物、不懷好意窺伺的黑馬（mare），盤旋在靈魂深處，揮之不去。

韓國片《奇怪的數學家》，乍看下與《心靈捕手》驚人地相似：一樣描述著自卑的奇才遇上伯樂的故事（前者是高中生韓智宇受脫北數學家李學成相助、後者有威爾杭汀和數學家及心理學家），一樣有個委身清潔工的數學天才（前者為施教者、後者為受教者），而伯樂角色同在育才過程中，走出喪親之痛（前者是愛子、後者是愛妻）。但《奇》片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更直面地顯影出南韓，甚至許多亞洲國家共通的教育實況：好成績等於好學校、好學歷等於好工作，至於說喜歡數學？呃，拜託別鬧了吧！

光是看看東西方類似主題的電影，差異就十分明顯。首先，雙方對待出題者、數學題的基本態度大相徑庭。以二戰軼事、數理奇才艾倫圖靈為藍本的《模仿遊戲》，其中有個關鍵的橋段。當時，圖靈已利用已知訊息大幅提升運算機器的效率，而成功破解了德軍的密碼，但是他卻選擇不去揭露攔截下來的每一道攻擊情報。原因在於，圖靈深知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不應是順著科學家的渴望「解開每一道密碼」，而是「創造情報戰優勢，取得最終勝利」。因此只針對重大的訊息採取行動，其他資訊則必須選擇性放手，以免德方起了疑心。換作是其他人，尤其少問少質疑的軍人／東方人，極有可能不問原因，只知盲目地服膺師長的指令，如例行公事般，慣性地破解破解再破解、行動行動再行動，唯一信條是速捷、確實、沉著與忍耐。

未受啟蒙前的韓智宇就是如此。《奇怪的數學家》故事開頭，李學成替男主角上第一堂課時，故意用錯誤的題目、不可能實際存在的三角形，誤導韓智宇回答，接著吐出那金句：「在錯誤的題目中，找不到正確的答案。」這場戲，相信對主角或對觀影的我們來說，都堪比為一場震撼教育。回想求學階段的我們，哪次不是跟韓智宇一樣，一拿到題目就興沖沖地作答、解題，卻不曾有一分一秒停下來，質疑過題目本身的合理性和意義？更可怕的是，硬解錯誤數學題不過是白花半小時，硬解錯誤的人生課題，卻可能賠上一輩子。

在這裡，我們窺見第二個文化差異點：容錯的空間與失敗的勇氣。無論是《模仿遊戲》的圖靈、《美麗境界》諾貝爾獎數學家約翰奈許、或《愛的萬物論》的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雖然分別受到性傾向、精神分裂症、漸凍症的身心困擾，但專業領域上的數理天資，不太是一件他們需要向自己證明的事，而是一件總會向世界證明的事。有朝一日，他們終能在不斷的試誤後，找到天賦迴旋的空間，堅持在那條理想的道路上。

或許是年紀設定不同，更可能是因為所處環境不同，《奇》片男主角的成長路上，滿佈著自我懷疑的荊棘。他本已是單親家庭的孩子，全靠辛苦工作的媽媽供他進入全韓前1%的頂尖高中就讀，而在升學主義至上的教學氛圍中，數學成績不理想的他居然被老師恐嚇轉學，即使因數學家啟迪而在教室裡勇敢提問，也反被嚴詞指正：「韓國學生只需要理解考官，不要質疑考官！」如此壓抑的學校環境，哪有空間包容學生一時的失敗，遑論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輔導？成績不好，只等於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夠，註定被貼上「沒救了」的標籤，遲早難逃被放棄的宿命。於是在課堂上，勇敢被束之高閣，彷彿被逼退到虛構的小說和動漫世界裡，與現實更與學習無涉；但勇敢，偏偏是李學成教會主角的第二件事。在他口中，面對數學題最有利的武器，不是天賦、亦非努力，而是：

姑且撇開東西方教育環境的差異不談，銀幕上的這些數理天才們，把歐拉恆等式當作美的象徵，一貫地古怪、桀驁、不擅社交，性傾向不同甚至罹患特殊病症...，很容易讓大多人誤以為與自己無關。但是「孤獨」，何嘗不是人人親身經歷過的感受呢？誰不是時而孤單、自厭、掙扎，最終在人與人的相遇中，才找到支撐彼此的支點，釐清此生該做的課題、試著勇敢做出選擇？當韓智宇正試圖愛上數學、扭轉升學命運，李學成卻得處理不顧一切追求數學之愛後帶來的傷痛——意外害死兒子的負罪感。師徒兩人，都要重拾勇氣面對自己的問題。果然數學習題再難，難不過人生的考題，而愛與勇氣，才是為生命解套最可靠的萬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