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是複數的,但紀念很單一,有壟斷性。照亮這個就看不見那個了。
⋯⋯真實是不可能再現的,人們只是依現在的需求而重組、挪置、甚至誤用記憶。但是,誰來決定什麼要記住,什麼要遺忘呢?」——顧玉玲,〈被留下來的人〉,《餘地》。
Nelly & Nadine(中譯:
閣樓上的秘密)是一部又美又殘酷的紀錄片,透過片段拼湊出二戰中被隱沒的女同志,她們的愛戀、相互扶持才能生存下去,以及後續平凡卻又堅毅的生活。
Nadine 這張憂鬱的臉,讓導演有了最初的疑問:「她在想什麼?為何眾人欣喜,唯有她如此憂鬱?」
在柏林影展完成最後一場 Every 的公開放映後,Nelly 的孫女 Sylvie 與他聯繫,告訴他手上有許多 Nelly 和 Nadine(
黃訥亭) 的照片與手稿等文物。於是有了這部費時 5 年拍攝、1 年剪輯的作品,也拼湊出一段美麗歌手、同時身兼反抗情報網間諜的 Nelly,和中國駐西班牙大使女兒 Nadine,被埋藏許久的愛情故事。
歷史有待挖掘,而少數者的歷史更是如此輕易地被捨去。
同志無法現身、被視為禁忌的年代,加上 Nelly 女兒不開心媽媽被搶走的情緒,大量的手稿文物在主人公們過世後許久,終獲機緣,一見天日。
而在塵封的愛情終於能被述說、留存,有了社會性的意義之後,這也是一趟 Sylvie 自身的解放之旅——影片前後的她,多麽不同而令人感動。或許是更加認識了外婆艱辛卻勇敢的過往,也解答了童年的諸多疑惑,在被母親遮掩的家族秘密裡,因為貼近真實而生出力量。
是的,歷史會延續,繼續在社會中發散,也在家族的傳承中發揮著影響力。無法出櫃的盒子,終於讓女兒釋懷父親的雙面人生活,也更正面看待自己的性向;而歷史中因為政治集體而帶來的巨大傷痛,往往需要社會整體的支持才能讓歷史中的個人,從餘燼中重生。
「如果當時的社會不是決定向前看,而是好好停下來,梳理創傷的集體經驗,也許他有機會戰勝個人的罪惡感。畢竟從地獄裡走出來,是沒辦法靠自己擺脫陰影的。不幸的是,他來不及活到社會轉向。」——顧玉玲,〈被留下來的人〉,《餘地》。
這部紀錄片正好和近來讀著的《餘地》,二相呼應,因為書中的張進善,正是經歷過日本修護戰機的少年兵,與白色恐怖中被審問的中學老師。
「一旦寫下悔過書,換取一紙自新證,從此成為無刑之身,但終生是有罪之人,再也沒臉去見那些被判刑者,他們都比你堅定而勇敢。極權從來不直接,他們繞著彎,以恐懼、疑慮瓦解對手的內聚力:因為擔心被出賣、消息走漏,因為懷疑同志的可信度,而彼此提防,互有猜忌,無以黏著的沙塵,風一吹就散。⋯⋯
誰知道,他就是過不去,一直到死。模模糊糊她知道,有的恐懼是不能說的,也許因為太久了一直沒有人說過,缺乏現成的語彙,不曾被定義,若有似無像咒語般解不開。進善很可能就是受困於無名的恐懼,捆綁了一輩子,掙不開。」——顧玉玲,〈對歷史可以溫柔一點〉,《餘地》。
看著紀錄片中 Sylvie 的遲疑,影響著幾代人的歷史傷痛,鮮明了起來。然而,如同紀錄片開頭,傳記文學家的尖銳質疑:為何不早一點就寶貴的史料,述說家族的歷史?你不知道沒被述說,就是遺忘、就不曾在社會中存在過嗎?
「紀念是要花力氣的,美麗也是。」——顧玉玲,〈被留下來的人〉,《餘地》。
小說裡,受難者一輩子受苦,孩子也是。當進善的女兒芬芳漫步在德國的二戰紀念公園裡,和同樣是受難者的友人,聊著彼此家族的歷史,紀念空間裡展示了沈思的莊嚴重量,而友人的陪伴和述說,更是讓混亂沈寂下來的一絲亮光。
紀錄片中,引用了好幾段 Nelly 作為歌唱家的實況錄音,當「蝴蝶夫人」這首她們的定情曲響起,滿身雞皮疙瘩。即便當年錄音技術不完美,那歌聲與歌詞是風聲鶴唳中的深情。而看著年老的 Nadine 一身 Uncle 的日常打扮,根本和我印象中爺爺的經典打扮和動作,如出一徹。
謝謝她們這麼有勇氣,在艱難的時代如此勇敢,Nadine 即便不是反抗情報網的一員,也義助英國飛行員從西班牙邊界逃走(而她始終幫助他人存活下來的善念,也讓她的名字繼續在另一位倖存者的孫輩裡,命名致敬);從不見容同性戀的比利時,遠走至委內瑞拉,只為珍惜好好共同生活一輩子的誓言;共同創作、想出版卻被拒絕的回憶錄文字,還有 Nadine 拍攝、充滿愛戀視角的八釐米影片,都是珍貴史料,希望有朝一日能被出版啊,畢竟她們根本置身當年藝文圈的中心。
也謝謝導演,讓這些女人們有了名字,也讓女同志的身份在歷史中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