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 Nelly & Nadine—二戰中的女同志故事，與顧玉玲的《餘地》

「記憶是複數的，但紀念很單一，有壟斷性。照亮這個就看不見那個了。

⋯⋯真實是不可能再現的，人們只是依現在的需求而重組、挪置、甚至誤用記憶。但是，誰來決定什麼要記住，什麼要遺忘呢？」——顧玉玲，〈被留下來的人〉，《餘地》。

「如果當時的社會不是決定向前看，而是好好停下來，梳理創傷的集體經驗，也許他有機會戰勝個人的罪惡感。畢竟從地獄裡走出來，是沒辦法靠自己擺脫陰影的。不幸的是，他來不及活到社會轉向。」——顧玉玲，〈被留下來的人〉，《餘地》。

「一旦寫下悔過書，換取一紙自新證，從此成為無刑之身，但終生是有罪之人，再也沒臉去見那些被判刑者，他們都比你堅定而勇敢。極權從來不直接，他們繞著彎，以恐懼、疑慮瓦解對手的內聚力：因為擔心被出賣、消息走漏，因為懷疑同志的可信度，而彼此提防，互有猜忌，無以黏著的沙塵，風一吹就散。⋯⋯

誰知道，他就是過不去，一直到死。模模糊糊她知道，有的恐懼是不能說的，也許因為太久了一直沒有人說過，缺乏現成的語彙，不曾被定義，若有似無像咒語般解不開。進善很可能就是受困於無名的恐懼，捆綁了一輩子，掙不開。」——顧玉玲，〈對歷史可以溫柔一點〉，《餘地》。

「紀念是要花力氣的，美麗也是。」——顧玉玲，〈被留下來的人〉，《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