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置信》（Unbeliveable）/ Netflix
在偷竊、強盜、傷害，甚至殺人案件中，我們從來不曾質疑被害人是否謊報或別有所圖，也沒想過要去問「他犯了什麼錯，才會害自己被偷、被搶、被傷害？」 但每當性侵案發生，大家對被害人卻特別有興趣：他／她為什麼會被強暴？他／她真的被強暴了嗎？
刑事訴訟中有所謂的「習性推論禁止」，不得將關於原告的品性、習性等證據（如前科紀錄）單獨作為有罪與否的判斷依據，避免這種缺乏實證的人格評價汙染法官心證。然而，連被告都無需承擔忍受的「品格證據」，卻被輕易地用來審視被害人。從長相裝扮到行為舉止，是博取關注或構陷敲詐，逐一地被用以確保他們有資格自稱被害人，而非咎由自取。同樣的，我們未曾要求其他犯罪被害人對事發過程完美無瑕的記述；但性侵的故事一旦有了細微的空白或矛盾，更多盤問與揣測就洶湧而入。我們期許被害人必須在慘絕人寰的當下，鉅細靡遺記下所有的起承轉合、畫面、氣味，與感知。
於是在《難，置信》中，你看著這個社會利用地位與性別，利用自以為是的理解與同情，共同懲罰一個已經殘破的靈魂。你也會心痛地察覺被強暴的女性有多麼常道歉：為了記述不清而無法回答警方連串追問、為了沒有崩潰尖叫、為了止不住的淚水與恐懼。雖非出於惡意或冷漠，但種種用愛與善意包裝、先入為主的揣測與偏見，毋寧更讓人無從反駁，也更加傷人。濫情而不合時宜的「理解」，對當事人而言僅剩責怪與負擔。來自越親密的人，或來自同為男／女性的「諒解」，是最殘忍的二度傷害，就像《難，置信》中Marie的養母，那混合了心疼與無奈的複雜眼神。
《難，置信》（Unbeliveable）/ Netflix
美國神經生物學家Sapolsky, Robert M.在《行為》（Behavior）一書中提到：人類在10-12歲時會開始產生同理心（empathy），而那也是我們第一次學會用刻板、負面的概念來歸類他人。隨著年紀增長，我們從義憤填膺，轉而替「不公義」的事物找尋可以接受的藉口，試圖證明事情其實是可以歸責予特定人，是可以避免、預防，或根本不存在的。我們為了將自己推離同樣的悲劇，為了相信同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必須宣示：我很遺憾，但那是你自找的。
If the truth is inconvenient, if the truth doesn’t fit, they don’t believe it.
Even if they really care about you, they just don’t.
對我而言，《難，置信》的第一集其實就是全劇重點了。從女主角Marie報案並接受一連串檢查與詢問的過程中，沒有離譜的紕漏或疏失、沒有人開了政治不正確的玩笑或問了歧視的問題。事情就是這樣平淡、緩慢、不違反任何常理、規範與邏輯地，走向荒謬的另一端。
《難，置信》（Unbeliveable）/ Netflix
許多《難，置信》的影評或解析，劈頭就批評劇中警方沒有「站在被害人的立場」，缺乏同理心，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應該更設身處地、無微不至地給予幫助與關懷。然而現實是，法庭容不下存有一絲瑕疵的證據：採證鑑定與案發時點間隔的影響、證言的明確與可信性、記述是否涉及暗示或誘導等，都將成為對造攻擊防禦之處；這些冷峻的調查過程，偏偏是訴訟勝敗的關鍵。
性侵案的證據往往只有被害人供述，致使他們常需遭遇較加害人更嚴峻的檢視與質疑。無罪推定的鐵則不可動搖，一旦證詞失去證據能力或證明力，罪疑惟輕所致的二度傷害終將回歸被害人。這也是為何他們須再次赤裸、一字一句、一次又一次地，在白熾的燈光下攤開自己的傷口。訴訟程序固然殘酷與無奈，卻不能否認其來有自。
而要經手過幾十、幾百件性侵案，這些警察醫護才能如此不假思索的遵照流程、背誦般地重複同樣的問題與指令，不帶一點感情？是從第幾件性侵案開始，他們領悟到再多的同情與關懷也無力回天，甚至將使自己掉入無法自拔的漩渦？或許公事公辦的「壞警察」Parker，也曾像「好警察」Duvall和Rasmussen一樣全心投入、鍥而不捨吧，而後者是否終有一天也會變成前者。一個人有多少憐憫與力量，能夠分配給無限重覆上演的悲劇？
《難，置信》（Unbeliveable）/ Netflix
由於是戲劇，我們還能渺茫地期望一絲曙光；然而《難，置信》中的兩條時間軸：Marie被性侵至被指控謊報，以及Duvall和Rasmussen對同一名嫌犯開展的調查，相距了數個年頭，絕望的提醒我們，在傷害鑄成的那一刻，不論未來如何，受害人都必須背負著創傷，踽踽走在對她充滿提防與成見的世界上，沒有盡頭，也不會有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