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黃曦好夢
劇照 / 佳映娛樂
觀影時，我只提筆寫下了「阿瓦、核電廠、二〇ㄧ二年、沒有人相信、性侵」。
《無人相信的真相》改編自同名書籍（Caroline Michel），劇情描述法國跨國核電廠「阿莫」的工會代表莫琳嘉內，隻身揭發法國與中國間的核電廠交易，在日常生活中遭受電話騷擾、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真實故事。莫琳在家中被人綁架至地下室，雙手、雙腳以膠布綑綁，肚子被劃了幾道「A」的印記，兇手還將作案的兇刀反插進莫琳的下體。驚駭的犯罪事件在沒有目擊證人、找不到 DNA，且負責的警長認為莫琳的表現「不像」受害人，於是開始懷疑這一切都是莫琳自編自導的一齣戲。追回源頭，莫琳在過去曾經歷經性侵，但當時的兇手卻被輕判，而法官在判決上有著一段註記：被害人穿著絲襪，絲襪底下沒有內褲。
這才是最讓人感到害怕的。但害怕之餘，妳仍清楚地（悲觀地）明白，像這樣的指控仍持續上演，不只是房思琪式的、這一切試圖碾碎女性尊嚴、把一個人從裡到外的破壞的大屠殺，至今仍大規模地發生。
我明白這部電影有更多可以言說的，關於演技與剪輯，關於政治與歷史，但在看見莫琳被綑綁在椅子上的那一幕，我沒能再寫下任何字句。
即便類似題材的影視作品眾多（且絕大多數都是改編在真實事件），但每一次的觀看都還是讓人感覺到疼痛。例如二〇ㄧ九年於 Netflix 上線的影集《難，置信》，改編自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ㄧㄧ年的美國連續性侵案，十八歲的主角瑪莉在家中遭到性侵，報警後卻同樣陷入被認為是「謊報刑案」的困境。同樣與莫琳的遭遇如出一徹的是，供述筆錄時缺乏關懷機制、甚至是由另一性別來做口供，且在調查毫無進展時，兩人都被認為是內心的不安全感與缺乏，導致她們渴望求得關注才佯裝被性侵。更進一步的預設立場，是她們的口供破碎、前後不一，這是他們在「說謊」，而且，她們都「不像」受害人。
訊問過程中，警方更想方設法地「暗示」兩人應該「說實話」，更直指其心理問題，試圖引導兩人承認自己說了謊、自己沒有被性侵。心理狀態已被摧毀殆盡的被害者們，為了擺脫反覆回憶的性侵場景與不被任何人相信的噩夢，最終都承認性侵只是謊報。接著，陷入下一場司法的絕境。
這件事那麼殘忍。社會以各式嚴苛的規則檢視受害者，但至始至終，被侵害的當下與事後反應，從來都沒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就算有，我們又何德何能，可以苛求一個遭受到非人對待的人，必須溫良恭儉讓。
援引現代婦女基金會的報告，根據各國統計，每年約有 80%-90% 性侵案件未被通報，在不具名的調查資料底下，更潛藏著無法計算的黑數，其中還不包括性侵未遂、性騷擾、關係中的性暴力⋯⋯等性犯罪。
而多數受害者選擇不報案的原因，是害怕不被相信、報案了便承認性侵真正存在⋯⋯，被侵害的恥感終其一生地如影隨形，創傷也不一定會即刻發生，有可能蟄伏多年後突然爆發。這一切的未知、不可掌握都未被理解，都在在說明了：受害者不該被任何形狀定義。
二〇一八年，為了一組攝影作品，我重新思考自己投身創作的動機，以及過去的經驗如何捏塑出現在的自己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創造的一切根源都只是試圖想將那些橫亙在生命當中，難以負荷的記憶給訴說，許多難堪的經驗也都肇因於權力底下的退縮。
高中時的一段時間要自己搭公車上學，到站後還得走上幾十分鐘的路程才會到學校。看見學校的圍牆一角之前，我在對象等著過馬路，當時，一台機車越過雙簧線朝我而來。我幾乎快要忘記他的臉，大概就是街角的早餐店老闆、學校的某個主任，總之他長得善良而且平凡，跟那天的我一樣平凡。
騎士擋在我面前說「妹妹，妳知道噴水的那個圓環怎麼走嗎？」我真的想了一下，確定附近並無任何相似的地標，我平凡的、帶著善意的建議他去問其他人。接著，他說「不是，我是說這樣用妳，妳會不會噴水？」他同時做出手勢，在那刻我愣了好久，我大概整個人呆住了，沒有任何的反抗、就連尖叫也沒有。不知道過了多長的時間，我決定轉身離開他，走進學校之前我不斷地想著，他會不會追上來？他追上來要怎麼辦？我要告訴警衛嗎？
走進學校，確認自己安全無虞後，隨即而來的是一陣羞愧。在當時我沒有任何勇氣說出這件事，深怕自己不被相信，畢竟畢竟，這件事該有多荒謬。對於性的羞恥、無知、恐慌，就在深知自己遭受侵害時，也無力反抗。
過去的恐懼跟著我，直到現在，我仍經常夢見當時的場景。這是加害者在性侵未遂之後，繼續留在我身體裡的，我依然感覺到我心裡的部分死了。就連到了現在，我偶爾會想，如果當時能說出口，未來的幾年內我會不會就能感覺到安心，甚至不再自責自己曾經縱容一個罪犯仍繼續好好生活。
我開始想像，那個男人會不會擁有圓滿的家庭，甚至有個女兒，我一直在想，如果⋯⋯，可能我就能過上正常的生活。但說出來會有人相信我嗎？他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我沒有馬上說出來？在無助、愧疚、自我檢討快將我擊潰的同時，我也害怕自己不被相信，或是被責怪穿著打扮。
幾年之後，我想自己還沒能走出受害者的自我檢討，即使每一刻，我還是反覆說服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但這樣複雜的心理狀態，依舊困擾著我。
這就是作為一個性犯罪的被害者，曾經出現過的、複雜的、無法解釋的、千迴百轉的心靈狀態。
而關於那件沒有穿的「內褲」，二〇一七年由美國開始舉辦，以「性侵衣物」為主軸的展覽，展出許多曾經受到性暴力對待的受害者在遭受性侵時身著的衣物。從兒童服裝、洋裝、牛仔褲、運動衣物⋯⋯，也都不斷地證明，這一切的發生絕非肇因於受害者的穿著和言行，唯一能為此負責的，只有加害者。
但社會上對犯罪被害人的想像充斥父權迷思，期待受到侵犯的被害人應當表現出憂懼、害怕，言詞必須表達流利、不應說詞反覆，更甚是穿著，你可能得要穿著得體、裙裝過膝、內衣褲還得樸素（最好不能有蕾絲）⋯⋯，經過許多的標準檢視，你才有可能被視為一個真正的被害人。得到這項「得體的受害者認證」後，你的口徑還必須一致，就連被侵害的過程也得符合想像，「妳有沒有出聲反抗、妳有沒有誓死保護自己的貞潔」萬一這些事你都沒有做，甚至沒有在第一時間報警、驗傷，那麼很抱歉，你又失去被相信的資格了。
在失去被相信的「資格」以後，被害者們幾乎難以自癒，司法體系將破碎的言語認定為非事實，而受害者自己也陷入背離事實的解離狀態。電影中，莫琳有幸得到親密關係的支持，且重新為自己辯護。在推翻自己是謊報刑案的第二場法庭攻防上，莫琳的第二位辯護律師說「好險她解離了」。在受到侵害的當下，莫琳的心靈機制為避免創傷而啟動的保護機制，使她對於被性侵的過程只剩下片段記憶。在事件結束後，可能就連受害者也會開始懷疑事件的真實性，就連自己也沒有辦法相信自己。
說到這裡，論述裡的破碎就像在受到侵害、侵害結束嘗試訴說的那個當下，我都沒能找到最「完美」的言說，只能安靜地期待有更多人嘗試理解這些破碎的背後，只能慶幸自己從這一場屠殺裡倖存、苟活，但不再相信自己終能變得完全。
延伸聆聽：透明雜誌〈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