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繁榮富裕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緬懷過去的貧窮憂患。
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省視過往的歷史。」
1989年10月「悲情城市」上映時用這個廣告文案來給台灣社會戴上一個高帽子，畢竟1987年的7月才解嚴，有多少人能真心相信已經活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能說出那段塵封還沒有很久的故事。
而在2023年的台灣，如果走進戲院看的人不覺得這個電影講得不夠深、不夠明，而是好像被開了一扇心靈之窗，甚至還要靠那段33年前的文案來對話，那才真的是可恥的事。如果這個片子現在看起來有什麼問題，那真正的問題應該其實是後來怎麼沒有更有份量的作品了。
例如說裡面有很多的台語幹來幹去，還有好幾次的本省人追打外省人，要說他的視角有問題嗎？我倒是覺得他就是從林家的角度去看這個事情，多少的憤怒說不清所以最後只剩下一個幹字，而那些人為什麼那麼恨的追打著，會覺得這樣拍不公平的人，其實都很清楚為什麼他們這麼氣，只是電影沒有要一條一條解釋，只是從一段一段陳儀廣播給「全省同胞」那麼冠冕堂皇的胡說八道來暗示這些背後就是有那麼多欺壓，這些本來純良的民眾只能這樣反擊。
故事裡面很濃厚的吳念真說故事的語氣，「還有一個哪裡誰家的誰誰誰阿...」隱去很多重要的資訊但是又總是打到重點，他不知道哪裡聽到的故事通通合在一起變成林家的故事，那時沒有什麼研究跟資料像現在都公開給大家看，甚至沒什麼人想講吧，三十多年前的他們是怎麼收集故事的呢？
怎麼會有一個家裡面的人都那麼慘，好好做小生意的惹到上海混帳、從小最會唸書的家族驕傲被拉去南洋作兵就沒有回來、拉去上海做翻譯的又不知道遭遇了什麼回來就瘋了，雖然有好過一陣子但是又遇到更恐怖的事情最後就這麼瘋了、最聰慧的小兒子小時候頑皮結果聾了，長大以後就是當安安靜靜的攝影師跟看書，這樣也會被牽連被抓起來，兩次，也再也沒有回來了。
這些事情一個家族遇到一次就夠悲劇了，然而他們卻在戲裡面打轉著，代替整個台灣承受著，一步一步家破人亡但女人們又強悍的把下一代一個一個養大。
「我，台灣人。」一個聾啞人士在驚恐下奮力說了這四個字，但後面就無法繼續對話了，對方手上的棍子就要不留情的把他往死裡打，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及時脫困，真叫人鬆一口氣。
由梁朝偉的角色文清來串起這些真是非常高明的安排，梁朝偉那雙祖師爺賞飯吃的憂鬱眼神，還有一舉一動都那麼精準的戲劇感，再加上聾啞的設定真是太無敵了，那時的他應該是聽不太懂台語，太難的北京話也聽得吃力吧，而且又是複雜的歷史故事，雖然覺得他一定做滿了功課，但，這樣的文清看起來不只是有口難言，更有種美好的格格不入，真的是讓這些故事可以順利接起來的關鍵，多少次觀眾們摒住呼吸等著他要寫下什麼，又將會看到什麼，然後被巨大的字卡給震撼了。
那時的梁朝偉也不過26歲，1982年開始跑龍套，1984年演了韋小寶、新紮師兄，就算是有名的香港明星了，可以想像悲情城市很需要他這麼厲害的演員，但他需要這部電影嗎？到底怎麼會來參戰這部戲，真是我最想知道的謎團了。而這部戲還有很多的藝文界大大也都在露面了，他們又是什麼樣的心情去加入的呢？應該不是好玩還是只是想幫忙侯孝賢一個人吧，是不是他們想說大家一起，政府就不敢做出太過份的事情，大概是1983年「削蘋果事件」後，他們更知道團結的力量有多大了吧？
今年重新上映的版本是直接把保存良好的膠卷作數位化的版本，難免有幾條小刮傷，我覺得這個狀態其實很適合悲情城市的歷史地位，但也覺得與其把他再費工修復到完美，或是繼續鑽研其電影美學，現代的台灣人好像更有自己的課題要面對，躲在33年前的先鋒後面真的是說不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