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論武俠小說不困難,僅幫助他人而已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可視為武俠小說主要命題的展演:「濟弱扶傾」。俠之所以為俠,擁有異於常人的惻隱之心,欲輔助弱勢。每每身體力行的實踐,服膺於義所當為的高道德標準,近似自苦至極,認同自我信仰的強大人格,正因為如此,俠客不求回報的灑脫,實為重如泰山之情。然而,「拔刀」的舉動毋寧屬於個人手段,由此引申兩個問題:其一,為何只能拔刀處理?其二,被幫助的人是否接受?
「正義」與「罪行」的眾聲探索、刻痕深研即孫曉,藉由《英雄志》回應「濟弱扶傾」的旨趣,而《英雄志》被視為「後現代之結構」屬實評介。
二、新版《英雄志》起篇-正義的代價?不就玩玩關係
文學作品於現今後現代氛圍的脈絡下,由語言研究轉向成論述為主的各種關係,不僅讀者能由書中人物、劇情、背景、架構等內容,成就各自為中心的種種經驗論述,作者同樣能將命題去中心化,行各方欲辯的論述交集。熟悉《英雄志》的老讀者們立刻明瞭「觀海雲遠」四位主角的信仰、行為,以及各自面臨困境的抉擇,即孫曉安排各方欲辯何謂正義,萬方有罪到底是正義後的實情?亦或有別於原罪的另種可能?
新版《英雄志》令筆者肯定孫曉的匠心,文字風格精練老辣,洗盡鉛華後的冷澈,承載溢於言表的精闢隱喻,因為文字如此,思想見深。作為新版《英雄志》首集的出場人物伍定遠,其遭遇告知了江湖從來並非俠客馳騁正義處,亦非俠客成長、聚集的浪漫地。
當王法不足以行使正義時,俠客無法犯禁,甚至正義是塊黑布,裡頭遮蓋著何物?掀開後以為是何處惹塵埃,細究卻發現塵埃不塵埃,原來是骨碎成渣之骸。無力感貫透紙背,席地論義到底還是不如灑淚曰無妨。
三、聖盜各司其職,大家平心靜氣談利益
武俠小說常被比喻為成人童話,不外乎幻想、趣味元素的敘事體,而武俠小說由此視角觀察,具備桃源暫遊、化有限為無限、代償志業、舒洩忿懣、滌清暴戾之氣、傳承文化等功能。
[1]其中「代償志業」指俠客拔刀相助之舉,直接實踐內心所願,讀者某種層度獲得不一的快意,化約社會脈絡、忽視律法程序以完成這份快意,只因邪佞猖狂的不義人間仍在,讀者猶待這份快意舒緩。
電影、電視劇等相關解決不義的各種題材興盛,甚至以惡制惡在所不惜,寧可敵我俱焚的嫉惡感,觀眾折服其精神。相反,《英雄志》的江湖由俠客快意恩仇,轉為再現社會現實的場域:解決不義的過程,不自覺被帶入科層體制,罪犯被基層擒拿到手,某層級某人員甘願受遷於各種關係(權力、名利),大事化無,形成聖盜合一的產業鏈,共謀表面貓捉鼠的事態。世態炎涼於捕快伍定遠自認了然心中,終跨不過「濟弱扶傾」心坎,然,伍定遠查案緝凶的一切再現關係結構的牢固,可憐無悲壯的姿態,俠義實為正義、罪行並肩的尺標。(未完待續,下篇論新版《英雄志》首集之暴力、權力之江湖結構)
四、書本外的我們,還可以看到……
「聖盜合一」為新版《英雄志》引中國思想家莊子言論:「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替江湖結構下註解。原文旨意應該抹除違反順應本性的教條律令,如「聖盜」概念無非加深兩端類別的分明,使得身處各端者,明顯感觸焦慮:聖人高標準自我要求,內心除此專想之外,已無心同理他者;介於聖盜之間者,永無止境告誡自我應該遵循,卻又難以企及的目標,同時難以避免排斥大盜,出於未知而生的恐懼,或根絕彼此影響等原因皆可能;大盜之所以墮落,前述概念化之下,他人僵固的思維貼上標籤,自我欲脫身的搏鬥,終究難敵社會觀感。
違反本性不過是深化社會問題罷了,莊子作如是箴言。孫曉補充另個挑戰:「聖盜」指稱官方人士、非法人士,而兩方攜手合作的可能,彼此共同計畫如何產生最佳利益,各司其職。1987年臺灣解除黨禁,候選人間的競爭越發激烈,為了勝選起見,政治候選人與黑道合作,引進賄絡、暴力輔選等功能的樁腳系統,而黑道人物為求穩固非法產業的利益,不乏投入選舉,成功者不少,曾任屏東議長的鄭太吉屬此例。另中國犯罪集團首腦黃鴻發,與其合作的公職人員不計其數,其中花費15萬幫助基層派出所所長,升為中國海南省昌江縣公安局副局長,保護傘成功設立,黃鴻發開設賭場、KTV……等違法行為,由此不予追究。
兩件黑金政治案例符合孫曉認知的江湖結構,與原文抹除「聖盜」標籤相較,深化標籤類別更為在乎,艱難跨越類別的彼此,發現彼此都有難言之隱,對立不如互利共生,為官者重名,為惡者重利,如拼圖般吻合所需,遂有筆者認為產業鏈的說法。
江湖再現為現實的名利場,正義以如何方式才有可能?現實案例的解決方式,亦適合引介到武俠小說?新版《英雄志》受此挑戰的企圖,願開展長幅議論,肯首不悔,稱道亙今。
[1] 林保淳:〈成人的童話世界--武俠小說的「本體論」〉(《政大中文學報》9期,2008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