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論武俠小說不困難，僅幫助他人而已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可視為武俠小說主要命題的展演：「濟弱扶傾」。俠之所以為俠，擁有異於常人的惻隱之心，欲輔助弱勢。每每身體力行的實踐，服膺於義所當為的高道德標準，近似自苦至極，認同自我信仰的強大人格，正因為如此，俠客不求回報的灑脫，實為重如泰山之情。然而，「拔刀」的舉動毋寧屬於個人手段，由此引申兩個問題：其一，為何只能拔刀處理？其二，被幫助的人是否接受？
「正義」與「罪行」的眾聲探索、刻痕深研即孫曉，藉由《英雄志》回應「濟弱扶傾」的旨趣，而《英雄志》被視為「後現代之結構」屬實評介。
二、新版《英雄志》起篇-正義的代價？不就玩玩關係
文學作品於現今後現代氛圍的脈絡下，由語言研究轉向成論述為主的各種關係，不僅讀者能由書中人物、劇情、背景、架構等內容，成就各自為中心的種種經驗論述，作者同樣能將命題去中心化，行各方欲辯的論述交集。熟悉《英雄志》的老讀者們立刻明瞭「觀海雲遠」四位主角的信仰、行為，以及各自面臨困境的抉擇，即孫曉安排各方欲辯何謂正義，萬方有罪到底是正義後的實情？亦或有別於原罪的另種可能？
新版《英雄志》令筆者肯定孫曉的匠心，文字風格精練老辣，洗盡鉛華後的冷澈，承載溢於言表的精闢隱喻，因為文字如此，思想見深。作為新版《英雄志》首集的出場人物伍定遠，其遭遇告知了江湖從來並非俠客馳騁正義處，亦非俠客成長、聚集的浪漫地。
當王法不足以行使正義時，俠客無法犯禁，甚至正義是塊黑布，裡頭遮蓋著何物？掀開後以為是何處惹塵埃，細究卻發現塵埃不塵埃，原來是骨碎成渣之骸。無力感貫透紙背，席地論義到底還是不如灑淚曰無妨。
三、聖盜各司其職，大家平心靜氣談利益
武俠小說常被比喻為成人童話，不外乎幻想、趣味元素的敘事體，而武俠小說由此視角觀察，具備桃源暫遊、化有限為無限、代償志業、舒洩忿懣、滌清暴戾之氣、傳承文化等功能。[1]其中「代償志業」指俠客拔刀相助之舉，直接實踐內心所願，讀者某種層度獲得不一的快意，化約社會脈絡、忽視律法程序以完成這份快意，只因邪佞猖狂的不義人間仍在，讀者猶待這份快意舒緩。
電影、電視劇等相關解決不義的各種題材興盛，甚至以惡制惡在所不惜，寧可敵我俱焚的嫉惡感，觀眾折服其精神。相反，《英雄志》的江湖由俠客快意恩仇，轉為再現社會現實的場域：解決不義的過程，不自覺被帶入科層體制，罪犯被基層擒拿到手，某層級某人員甘願受遷於各種關係(權力、名利)，大事化無，形成聖盜合一的產業鏈，共謀表面貓捉鼠的事態。世態炎涼於捕快伍定遠自認了然心中，終跨不過「濟弱扶傾」心坎，然，伍定遠查案緝凶的一切再現關係結構的牢固，可憐無悲壯的姿態，俠義實為正義、罪行並肩的尺標。(未完待續，下篇論新版《英雄志》首集之暴力、權力之江湖結構)
四、書本外的我們，還可以看到……
「聖盜合一」為新版《英雄志》引中國思想家莊子言論：「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替江湖結構下註解。原文旨意應該抹除違反順應本性的教條律令，如「聖盜」概念無非加深兩端類別的分明，使得身處各端者，明顯感觸焦慮：聖人高標準自我要求，內心除此專想之外，已無心同理他者；介於聖盜之間者，永無止境告誡自我應該遵循，卻又難以企及的目標，同時難以避免排斥大盜，出於未知而生的恐懼，或根絕彼此影響等原因皆可能；大盜之所以墮落，前述概念化之下，他人僵固的思維貼上標籤，自我欲脫身的搏鬥，終究難敵社會觀感。
違反本性不過是深化社會問題罷了，莊子作如是箴言。孫曉補充另個挑戰：「聖盜」指稱官方人士、非法人士，而兩方攜手合作的可能，彼此共同計畫如何產生最佳利益，各司其職。1987年臺灣解除黨禁，候選人間的競爭越發激烈，為了勝選起見，政治候選人與黑道合作，引進賄絡、暴力輔選等功能的樁腳系統，而黑道人物為求穩固非法產業的利益，不乏投入選舉，成功者不少，曾任屏東議長的鄭太吉屬此例。另中國犯罪集團首腦黃鴻發，與其合作的公職人員不計其數，其中花費15萬幫助基層派出所所長，升為中國海南省昌江縣公安局副局長，保護傘成功設立，黃鴻發開設賭場、KTV……等違法行為，由此不予追究。
兩件黑金政治案例符合孫曉認知的江湖結構，與原文抹除「聖盜」標籤相較，深化標籤類別更為在乎，艱難跨越類別的彼此，發現彼此都有難言之隱，對立不如互利共生，為官者重名，為惡者重利，如拼圖般吻合所需，遂有筆者認為產業鏈的說法。
江湖再現為現實的名利場，正義以如何方式才有可能？現實案例的解決方式，亦適合引介到武俠小說？新版《英雄志》受此挑戰的企圖，願開展長幅議論，肯首不悔，稱道亙今。
[1] 林保淳：〈成人的童話世界--武俠小說的「本體論」〉(《政大中文學報》9期，2008年0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