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箱設計師工作室 ₀₀₂ 何樵暐．互動設計和新媒體實踐者

「我很執著於自己想做的事。」—DML 何樵暐
不追求龐大規模，而是探索著如果只有一個人，如何能把事情做好。創立 DML 工作室後，在沒有資源與案源的掙扎中走出新路。這一次，跟著何樵暐老師在創業、教學、商業案與自我成長裡，看見他身為實踐者，執著做著喜歡的事。

2012年到2016年正式成立工作室之間的心情其實是非常掙扎的，朋友們都不解為何我要離開原公司。我記得在上海的那段期間，我常常在項目的執行過程中感到自我懷疑。每當忙碌的一天告一段落後，我便一個人在回飯店的路上低著頭邊走邊檢視著自己。那時深深覺得資本主義一切講求規模的商業模式實在是非常不適合我。商業社會推崇整合各方資源，雖然各司其職才能達到專業分工與完美，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則是勞師動眾與耗費過多資源。我常常在想，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在資訊時代到底代表的是什麼？

連線雜誌《Wired》的創辦人Kevin Kelly曾寫過一篇名為〈1000 True Fans〉的文章，我們簡單翻譯為「一千位初粉」。意思是未來的創作者，不需要倚靠大量生產、製造以及販售來獲利。不論內容為何，只要有一千個人支持你，你就可以持續地創作。比方說一個月五塊美金，如果有一千個粉絲、一個月便有五千美金，如同Patreon這樣的服務讓人們可以定期地支持喜愛的創作者。我相信這樣的理念，事實上我也定期資助些許開源程式的創作人。如同出版《論述設計》時資助我們的五、六百人也是我們的 true fans，與我們共同完成這個作品。

推測設計跟創意編程，是研究所時影響我最深的兩個領域，也因此完全顛覆了我在2010年以前所認知的設計，之後就再也不想走回頭路了。但這就代表了需要自己摸索出一條未知的道路。當初不僅完全沒有方向，更不知從何開始。大約在2016年時便思考，或許可以把研究所所學以及影響我的著作跟設計理念也帶給大家，於是便與第三方出版社合作、自費引進《設計、藝術和建築中的FORM+CODE》，結果不但銷量不如預期也沒什麼迴響。但我不死心，第二本書乾脆直接搖身一變成為出版社，當時還需要與MIT Press介紹我們。拿到版權後便引進了《推測設計》，同時也剛好被找去台科大教書，推測設計便這麼完美地與教學結合在一起。教學後與學生討論的過程也為我自身的創作帶來許多靈感，有種重新回研究所的感覺，漸漸便發掘「商業設計」、「新媒體創作」以及出版與教學結合的「設計教育」三個工作室的核心，也因此成為了DML的設計黃金三角Design Triforce設計哲學。

研究所畢業之後，我覺得自己的創作暫停了很久，遇到了一個一直過不去的Designer’s Block。但因為開始教學，學生也在許多討論過程中帶給了我前進的動力。有些我在台科大的學生畢業後會來工作室實習或工作，工作室變得有點像是銜接研究所前的BFA（美國大學介於BA跟MFA之間的一年修習）。由於我常懊悔自己出國讀書與在設計領域闖蕩時，因當時不瞭解而浪費許多時間，所以現在也會希望自己能協助工作室的夥伴們不要走冤枉路。時常擔心他們在這裡待得太久，進步開始變得緩慢，因此也會鼓勵他們申請研究所、幫忙寫推薦信。我希望他們都能出國看看，唯一告誡就是有機會一定要回台灣。因為我知道他們都十分優秀，要去Google、Facebook或任何企業大概都不是問題，可是這些大公司不缺人材，台灣卻很缺每一位能回來貢獻所學的人。

工作室的夥伴們都非常優秀自主，不太需要交待什麼。不過先前出版《推測設計》跟《論述設計》時，我會要求他們定期在臉書上貼文：找一個作品案例，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包括作品的意涵、創作者想要詮釋的議題，用自己的方式論述。這會累積他們自己的知識與資源，以後不論到了哪裡這些內容都會跟著他們。後來也要求他們每個禮拜都要寫寫程式，分享在工作室的粉絲頁上。創意編程跟平面設計不太一樣，創意編程不太在意展示未經修飾的過程（而且何須在社群網路上如此嚴肅？），如同這個領域常聽到的字眼跟想法⸺迭代（iteration）。每天的修改讓創意在過程中產生不一樣的變化，沒有一次到位，而是不斷重複及迭代，才有機會創作出好作品。

每天都寫一點、每天都練習，一直到他們要去讀研究所時，就會擁有很多經驗跟技能，雖然都是用上班的時間進行，但我覺得沒關係，因為我覺得工作跟個人成長同等重要。

我們常被質疑：「從事推測設計的教學跟研究，工作室的利潤從何而來？」雖然現在沒有關於推測設計的商業案，但這並不代表這個領域沒有任何商業價值，只是並不完全服務於商業。新加坡政府也曾聘請英國的推測設計公司，考量在海平面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新加坡的都市建設要如何重新設計。設計在台灣已在公部門慢慢地發揮了影響力，或許有一天推測設計也可以在政策制定或相關領域裡發揮作用。

目前工作室的商業設計案包含了品牌設計、包裝、活動及設計顧問等等，但我們也曾經把原本是商業的合作轉化為公益活動。我們長期合作的企業有次需要設計微信的小程序：農曆過年非常受歡迎的微信紅包抽獎，中獎的使用者會收到一塊錢的紅包，選擇接收後用戶的資料便會分享給給企業。我們跟合作的企業說：「會使用這個程式是基於好玩有趣，並不真正缺錢，為何不把這筆行銷預算運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於是我們便決定在設計UI時，在用戶跟企業端的中間增加了需要幫助的人。我們合作夥伴的HR部門找到在貴州的留守中、小學做為公益活動資助的對象。留守學校的孩子們其雙親都在一線城市工作，小孩子跟祖父母住， 一年大概只會看到爸媽一次。其中衍生出許多台灣也有的問題，包括隔代教養以及因為貧窮而導致住處環境惡劣。

我們說服客戶進入學校協助：建好教室，購買書籍、電腦與球具；也協助學校將網路與電話連接起來，學生們便能每天跟爸媽聯絡。但只捐錢跟設備的效果非常有限。第二年後便在山東菏澤市定陶區留守兒童學校，與青島職業技術學院合作，邀請大學生進入留守小學進行輔導。這次不是資金捐助，而是實際合作，我們的客戶也因此一做就做了四年。這些都只源於我們最初的念頭：想做符合自己理念的事情。所以便在原本的設計流程中新增了一個捐款的選項。由於只是非常微薄的金額，一塊錢便能幫助他人是很有滿足感的事，也因此幾乎99%的用戶都捐了他們的紅包。因為這樣的設計轉化，需要幫助的小朋友得到幫助了，企業依然達到了預期的行銷效果，我們也以設計師的角色盡了一點點社會責任，三贏。

原本的商業專案，因為不同的思考及轉化，便成了既達到客戶的商業要求，也達到了公益目的的設計，客戶甚至因此成立了公益基金會。這讓我覺得商業盈利不一定永遠與公眾利益站在對立面。雖然近兩年基金會的活動由於疫情需要暫時取消，但這個專案一直是工作室引以借鏡的里程碑。用最真誠的方式處事，理念相同的人便會因此而來，即使有人不認同，或因此喪失了任何機會也不會覺得可惜，因為那就是最真實的自己。

我覺得自己對創意工作的態度一直是非常正向的。曾經有人跟我說我很幸運，能找到也正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我倒是從來沒從這個角度想過這件事。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畫畫，這是我唯一會的事情，一路上也從來沒把創作當成工作。雖然也有某個階段確實感受到創作變得不快樂、只能坐在電腦前執行設計實在很令人沮喪。原本令人開心的事情，突然間全變了。設計教育的專業分類或許是為了方便學生將來從事該項領域，產品設計系對應產品設計師，互動設計系則為了培養互動設計人才而訓練等等。但也因為這樣，我們開始變得目標導向。繪圖、設計是為了要進一流的設計公司，變成知名設計師。原本一支筆與一張紙就想像力無窮的事情，頓時變成了只為了工作及接案的人間煉獄。「創作」是一種無法取代的快樂，每位曾經做出滿意作品的創作者大概都能體會。可是這個世界跟所謂的商業模式會把創作的快樂變成接案跟工作，快樂便消失無蹤。所以當我自己成立工作室後，我便試著不把它變成一家只為了接案的公司。

以前每次去演講都會被問職銜，我覺得自稱數位藝術家很奇怪，後來覺得也許實踐者（practitioner）的稱謂更適合。我就是很喜歡某件事情，然後一直專研而已。我著迷於推測設計、新媒體，因此我便是該領域的實踐者。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做著自己喜歡的事，即使變成事業，也不會覺得痛苦。就像43萬字校稿了三次的《論述設計》，雖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知道工作室正朝著一個我們嚮往的方向前進。

從開始創業掙扎到現在，商業、設計教育跟出版跟創作全部接在一起，工作室的定位跟許多設計公司有滿大的差別，但我卻覺得這樣的多樣性還不錯。也很期待台灣有更多稀奇古怪的設計工作室出現。我覺得每個人都要相信自己，工作室也是以這樣的理念一步一步的往前進。如果當初沒有執著，工作室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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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Medicine Lab 設計工作室

成立於2016年，專注於數位藝術以及推測設計的相關研究與創作。除了商業上的設計服務以外，DML也同時觸及出版、教育與公益。期望藉由跨領域的探索來達到文化推廣以及社會改變並探索其商業以外的可能性，讓設計也能成為一種思考傳達的武器而不只是解決問題並大量製造的工具。DML目前持續與數間企業、大學及教學單位合作推廣並教授設計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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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樵暐

召集與編企

互動設計和新媒體實踐者。研究所畢業於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 Media Design Practices。2016年成立Digital Medicine Lab 獨立設計工作室，專注於創意編程（Creative Coding）以及推測設計（Speculative Design）的相關研究、教學與創作。DML以商業設計、新媒體創作以及設計教育為三角核心，並藉由獨立出版與教學等跨領域的推廣來達到文化影響以及社會改變。在此之前他曾服務於IDEO以及BenQ Lifestyle Design Center。目前除了工作室的營運，同時也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兼任設計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