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全球最熱的話題新星，非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莫屬。ChatGPT發布於2022年11月30日，是一款基於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由全球網絡的海量資料訓練而成，既可溝通對話也能生成結果；而就在此程序問世前夕，中共二十大於2022年10月16日登場，會上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新闡述，同樣引發各界討論。前述兩大場域看似沒有交集，實則通過各自創新共寫了人類歷史。對此議題，《香港01》採訪到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探析ChatGPT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跨界對話。
香港01：從歷史演進的視角來看，ChatGPT與「中國式現代化」都是時代遞進的跡證，也有歷史積累的回聲。不知您怎麼看待兩者的出現與其時代意義？
吳啟訥：近半個月來，ChatGPT話題看似壓過中共二十大所揭櫫的「中國式現代化」議題，但其實兩者的誕生時間相去不遠，引發的也討論也類似：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質疑在於，現代化只能有普世的、唯一的定義，如果將現代化區分為區域性的不同模式，那麼所謂現代化似乎也就不復存在了；對於ChatGPT最多的擔憂，則來自「學生不再辛苦收集資料，獨立思考、獨力完成報告」。而這兩種質疑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著強烈的內在邏輯關聯。我們在向ChatGPT提問時，會得到豐富甚至複雜的答案，在邏輯上似乎無懈可擊，但在思想自覺和文化自覺的個別思考者看來，ChatGPT的答案明顯具有「西方」+「白左」的價值取向。而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質疑，其實源自目前世界各國普遍採行的歷史教科書所「公認」的歷史觀，以及對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工業社會引領人類歷史方向的接受，與對這種方向所能帶來的未來遠景的期待，這種方向與期待，同樣符合「西方」+「白左」的價值取向。
除了北美大陸少量的特殊教派學校外，在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內，歷史教科書所代表的就是「普世」的認知與「普世」的價值。然而我們去考察歷史教科書形成的過程，會發現歷史教科書是將目前已經發生的歷史，直接嫁接到價值之中。換言之，它只代表現代社會把對既有歷史的重述改寫成為對人類歷史規律的哲學定見。因此才會出現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謂「歷史終結論」。
不幸的是，福山自己後來發現，歷史並未終結。福山所認定的理想社會模式，在冷戰結束之後，出現全方位的漏洞；屋漏偏逢連夜雨，最近三年來「盲目無知」的新冠病毒又對已經完成的歷史輸氣管做了幾次爆破。其實在福山的「歷史」當中，「人」本身的定位、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都沒有得到真正的定義；在新冠病毒的爆炸面前，人究竟是獨立的存在，還是人與其周邊社會關係的總和，就成為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人與自然的關係在維吉尼亞州的生物試驗室以及它位於世界各地的分支當中，那些飽含使命感和勤奮的研究面前，變得不再確定。
在福山的「歷史」運轉過程當中所出現的「程式錯誤」（bug），又讓歷史教科書的簡化式生產過程受到檢視，價值型塑過程得到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於是不再顯得那麼荒謬。
而「中國式現代化」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它的原創是西元前三世紀的秦王政，在他那裡，專業取代了血緣，政治整合取代了封建，法律壓倒了人情，政治理性超越了宗教。這個典範成為此後兩千多年間，中國政治與中國社會長期遵循、習以為常的社會氛圍，以至於當白晉（Joachim Bouvet，康熙年間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伏爾泰（Voltaire）、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剛剛接觸到這個氛圍時，感到強烈震驚。當然，西歐在工業革命和殖民方面的深度成功，使得下一代思想家迅速恢復了一神教上帝選民式的自豪，白晉等人的感受被鎖進檔案櫃。
在2008北京奧運年前，西方沉醉於這個遺產所帶來的歡愉之中，非西方也習慣於這個遺產所帶來的秩序，僅管這中間出現過混亂、衝突、戰爭與死亡。但北頂娘娘廟上空的煙火，驚醒了安逸的世人。近兩個世紀以來，西方人第一次不僅從生理上感受到東方的震撼，也從心理上感受到東方的挑戰。
2019年底，病毒的到來再度以其「盲目無知」，公正檢驗了東方和西方的差異。歷史中國在定義「人」、人與人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模式上，為地球生命的生存延續提供了另類答案。「中國式現代化」以此回答了「現代化」與地域性的問題，它的答案是，最終還是只有可行的現代化與不可行的現代化，而此前號稱普世的「現代化」，其實是西歐地域的現代化，是不可持續的現代化，是無法達到「歷史終結」的「現代化」。
香港01：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看，ChatGPT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互動空間如何？
吳啟訥：ChatGPT內容的生產過程，迄今為止，並未脫離前述歷史教科書的吹塑模式，資訊的生產和市場是由話語權定義和決定的。換句話說，ChatGPT的答案還是由擁有話語權的人、而非人工智慧所提供的。由於ChatGPT的資訊來源與歷史教科書的資訊來源高度重疊，也與曾經認定「歷史終結」的福山的知識結構高度重疊，這樣它所得出的結論，會呈現與「西方」+「白左」模式的重疊也就毫不令人驚奇。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以解讀人類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現象為職志的「現代社會科學」，在達成自己的學術目標方面屢遭挫折。「測不準」，成為經濟學的某種「學科特色」，政治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日益複雜而「科學化」，結論卻與十九世紀的歷史學結論若合符節。這種現象的成因同樣在於，將冷戰時期由美國主導的「秩序與和平」當作社會規律的典型切片，由此推導出「普適的」社會規律。從生產過程來看，此前社會學研究典範的形成，與國民教育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以及近期ChatGPT內容豐富、取向單一的答案，高度相似。面對冷戰戲劇性結束之後世界的劇變，尤其是違背多數社會科學預測的中國現象，社會科學的研究典範開始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
納入後冷戰時期的中國現象和看似荒謬的「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是扭轉這一僵局的機會。這個機會背後也包含放棄現代歷史學的線性史觀和進步史觀，重新思考循環史觀的價值；放下「現代社會科學」的驕傲，回歸古老學術傳統當中的謙卑和開放。只有取消由「西方」＋「白左」設定的「政治正確」和由此而來資訊來源限制，ChatGPT才會有內容豐富、取向多元的的可能。
原文發表網址:
2023.2.19
專訪吳啟訥｜與ChatGPT對話「中國式現代化」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868563?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