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

醬缸文化

柏楊先生曾説："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1] 。”

本文是柏楊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國紐約孔子大廈的講辭。

今天主席給我的題目是，這是一個學術討論會，世界上往往有一種現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個定義的話，這事的內容和形式卻模糊了，反而不容易瞭解真相，在這種情況之下，討論不容易開始。

記得一個故事，一個人問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認為人是有輪迴轉生的，説：“我現在的生命既是上輩子的轉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輩子是個什麼樣的人？既是下輩子又要轉生，能不能告訴我下輩子又會轉生什麼樣的人？”這位得道高僧告訴他四句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這輩子過的是很快樂的生活，你前輩子一定是個正直寬厚的人；假定你這輩子有無窮的災難，這説明你上輩子一定做了惡事。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大的啓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話，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話，當然不認為有前生後世，但請你在哲理上觀察這段答問。

我的意思是，這故事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個國籍的人，大多數都有中國血統，這個血統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變的。不高興是如此，高興也是如此。我們所指的中國人是廣義的，並不專指某一個特定地區，而只指血統。

中國人近兩百年來，一直有個盼望，盼望我們的國家強大，盼望我們的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來，我們一直衰弱，我們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視，原因在什麼地方？當然我們自己要負責任。但是，從文化上追尋的話，就會想到剛才所説的那個故事，為什麼我們到今天，國家還不強大？人民還受這麼多災難？從無權無勢的小民，到有權有勢的權貴，大家方向都是一樣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喪。

我記得小時候，老師向我們説：“國家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但是我們現在呢？輪到向青年一代説了：“你們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這樣一代一代把責任推下去，推到什麼時候？海外的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為殷勤。今天我們國家遭到這樣的苦難，除了我們自己未能盡到責任以外，傳統文化給我們的包袱是很沉重的，這正是所謂前生因，今世果。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説到醬缸，也許年輕朋友不能瞭解。我是生長在北方的，我們家鄉就有很多這種東西，我不能確切知道它是用什麼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國飯館吃烤鴨的那種作料就是醬。醬是不暢通的，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那樣澎湃。

由此死水不暢，再加上蒸發，使沉澱的濃度加重加厚。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所謂前生因，就是這樣。

中國文化中最能代表這種特色的是“官場”。過去知識分子讀書的目的，就在做官。這個看不見摸不着的“場”，是由科舉制度形成，一旦讀書人進入官場之後，就與民間成為對立狀態。那個制度之下的讀書人，唯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錢。從前人説，行行出狀元，其實除了讀書人裏有狀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時候對其他階層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種衣服，不能乘某種車子。封建社會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為前提。封建社會控制中國這麼久，發生這麼大的影響和力量，在經濟上的變化比較小，在政治上卻使我們長期處在醬缸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標準為標準，以官的利益為利益，使我們的醬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濃。

在這種長期醬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們中國人變得自私、猜忌。我雖然來美國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現象，覺得美國人比較友善，比較快樂，經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國朋友家裏看到他們的孩子，雖然很快樂，卻很少笑，是不是我們中國人面部肌肉構造不一樣？還是我們太陰沉？

由於國家缺乏朝氣，我們有沒有想到，造成這樣的性格，我們自己應該負起責任？中國人的人際之間，互相傾軋，絕不合作。這使我想起了一個日本偵探長訓練他的探員，要求他屬下看到每一個人，都要懷疑他是不是盜賊。這種心理狀態用於訓練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國人心裏卻普遍地有這種類似情況。

由於長期的專制封建社會制度的斫喪，中國人在這個醬缸裏醬得太久，我們的思想和判斷，以及視野，都受醬缸的污染，跳不出醬缸的範圍。年代久遠下來，使我們多數人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氣，一切事情只憑情緒和直覺反應，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為價值，都以醬缸裏的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為標準。因此，沒有是非曲直，沒有對錯黑白。在這樣的環境裏，對事物的認識，很少去進一步地瞭解分析。在長久的因循敷衍下，終於來了一次總的報應，那就是“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對清朝來説，固然是一次“國恥紀念”，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未嘗不是一次大的覺醒。日本對一些事情的觀察，跟我們似乎不同。十八世紀時，美國曾經擊沉了日本兩條船，使日本打開門户，日本人認為這件事給他們很大的益處，他們把一種恥辱，當做一種精神的激發。

事實上，我們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現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至少在座的各位，説不定頭上還留着一根辮子。如果鴉片戰爭提早到三百年前發生，也許中國改變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發生的話，整個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這個“國恥紀念”，實際上是對我們醬缸文化的強大沖擊，沒有這一次衝擊，中國人還一直深深地醬在醬缸底層，最後可能將窒息而死。

鴉片戰爭是一個外來文化橫的切入。西方現代化的文明，對古老的中國來説，應該是越早切入越好。這個大的衝擊，無疑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嚴厲挑戰，它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物質文明，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謂物質文明，像西方現代化的飛機、大炮、汽車、地下鐵等等，我們中國人忽然看到外面有這樣的新世界，有那麼多東西和我們不一樣，使我們對物質文明重新有一種認識。再説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也給我們許多新的觀念和啓示。過去我們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一切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產品。

以前中國人雖有一句話，説“人命關天”，其實，人命關不關天，看發生在誰身上？如果説發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個人的話，當然關天。但如果兇手是有權勢的人，人命又算得什麼？所以還是要看這關係到誰的問題。古聖人還有一句話，説“民為貴，君為輕”，這不過是一種理想，在中國從沒有實現過。以前的封建時代，一個王朝完了，換另一個王朝，制度並沒有改變。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唯一表示他不同於舊王朝的，就是燒房子，把前朝蓋的皇宮寶殿燒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們燒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説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燒“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來，並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樹，而只以燒房子來表示不同。這使我們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幾千年竟沒有留下來幾棟古老建築。

中國政治思想體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東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的話，但這也不過只是一種希望和幻想罷了。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絕對不會和庶民同罪的，中國人向來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這回事，雖然以前有人説，我們也有自由，可以罵皇帝，但我們的自由極為有限，在統治者所允許的範圍內，有那麼一點點自由。人民或許可以罵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裏罵。自由的範圍很狹小，當然可以有胡思亂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觀念，卻完全沒有。

一切好的東西，都要靠我們自己爭取，不會像上帝伊甸園一樣，什麼都已經安排好了。中國人因為長期生活在醬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產生一種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記得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忘記了影片的名字，一個貴婦人，她某一面是美麗、華貴，被人崇拜，另一面卻是荒淫、無恥、下流，她不能把這雙重人格統一起來，後來心理醫生終於使她面對現實，她只好自殺。我們檢討自己病歷的時候，是不是敢面對現實？用健康的心理，來處理我們自己的毛病？

我們應該學會反省，中國人往往不習慣於理智反省，而習慣於情緒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對太太説，你對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摜，説：“我怎麼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還做菜給你吃？”這動作就是一種不友善的表示，這樣的反省，還不如不反省。

自從西方文化切入以後，中國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變化，在道德觀念上也起了變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飯，現在你要打一下，試試看！年輕朋友很幸運的是，傳統之中一些墮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領域中，如藝術、詩歌、文學、戲劇、舞蹈，都起了變化和受到影響。

一説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準有人扣帽子，説“崇洋媚外”。我認為崇洋有什麼不可以？人家的禮義確實好過我們，人家的槍炮確實好過我們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學問道德種種比自己好，為什麼不可以崇拜他？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種本事，學什麼，像什麼，而中國人卻學什麼，不像什麼。日本人這種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學人家的優點，學得一模一樣。中國人只會找出藉口，用“不合國情”做擋箭牌，使我們有很好的拒絕理由。甲午戰前，日本人到清朝海軍參觀，看見的士兵把衣服曬在大炮上面，就確定這種軍隊不能作戰。我們根本不打算建立現代化觀念，把一切我們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曬在大炮上的衣服拿開，也都推説“不合國情”。

像台北的交通問題，原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多少年來，卻一直解決不了。我想如果對違規的人施以“重罰”，幾次下來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來應該要教導他們“禮讓”，認為禮讓才適合我們國情。我們已經禮讓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還要再禮讓到什麼時候？我們設了一個行人穿越馬路時的“斑馬線”，“斑馬線”本來是保護行人的，結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馬線”上。我有個朋友在台北開車時橫衝直撞，到美國來後常常接到罰單，罰得他頭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規則，這麼簡單的事，中國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説起別國的長處，就有人號叫説“崇洋媚外”。事實上，美國、法國、英國、日本，他們有好的，我們就應該學；他們不好的，就不應該學，就是這麼簡單明瞭！

有位美國人寫過一本書《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並沒有人説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醬缸文化太深太濃，已使中國人喪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緒之中。一位朋友開車時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問他為什麼，他開玩笑説：“表示我不忘本呀！”我們希望我們有充足的智能認清我們的缺點，產生思考的一代，能夠有判斷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們的醬缸變淡、變薄，甚至變成一罈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國人非常情緒化，主觀理念很強，對事情的認識總是以我們所看見的表象作為判斷標準。我們要養成看事情全面的、整體的概念。很多事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發掘，就比從一個角度探討要完全。兩點之間的直線最短，這是物理學上的；在人生歷程上，最短距離往往是曲線的。所以成為一個夠格的鑑賞家，應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有鑑賞能力的社會，才能提高人們對事物好壞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見過老戲劇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經六十多歲了，臉上皺紋縱橫，簡直不堪入目。可是，這對他藝術的成就，沒有影響。當他唱《小放牛》的時候，你完全忘了他蒼老的形象。大家有鑑賞分辨的能力之後，邪惡才會斂跡。好像我柏楊的畫和凡·高的畫放在一起，沒有人能夠分別，反而説：“柏楊的畫和凡·高的畫一樣！”那麼，真正的藝術家受到很大的打擊，社會上也就永遠沒有夠水準的藝術作品。

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中國人包容的胸襟不夠。前天我在肯尼迪機場搭飛機，在機上小睡了一個鐘頭，醒來後飛機仍沒有開，打聽之下，才知道他們在鬧罷工。我驚異地發現，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談笑自如，這如果發生在我們國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樣了。旅客準跑去爭吵：“怎麼還不起飛？怎麼樣？難道吃不飽？罷工你還賣票？”他們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我是領航員，説不定我也參加罷工。從這裏面也可以看見所謂大國民的氣度，美國這個國家的包容性很大。

這種風度説明一個大國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電視上辯論的時候，彼此之間各人發表政見，並沒有做出粗野攻擊。里根並沒説，你做了幾年總統，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沒有説，你沒有從政經驗，這個國家你治理得好呀？雙方都表現了極好的風度，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質。

感想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特別鼓勵大家都參與政治，但如果有興趣參與，就應該參與，因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幹什麼的，一條法律頒佈下來，不但金錢沒有保障，連自由、生命也沒有保障。

但我們不必人人蔘與，只要有鑑賞的能力，也是一樣。這種鑑賞，不但在政治、文學、藝術上，即使是繪畫吧，鑑賞的水準也決定一切。那些不夠格的，像我柏楊，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畫，不敢拿出來，否則別人一眼看出來高下，會説：“你這是畫什麼玩意兒？怎麼還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鑑賞的能力，社會上才有好壞標準，才不至於什麼事都可打個馬虎眼兒，大家胡混，醬在那裏，清濁不分，高下不分，阻礙我們的發展和進步。

我的這些意見，是我個人的感想，提出來和大家討論，還請各位指教，並且非常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