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潰——沒有家園的中國人

2019/03/23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我們腳下的大地早已是滿目瘡痍,潰傷累累。當今中國人受到政治腐敗和環境潰爛的雙重折磨,對此,我們早已習以為常。但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留有如明鏡般美好形象的太湖也生瘡流膿時,再麻木之人也難免會有切膚錐心之痛。
太湖之水被嚴重污染並非大自然對無可名狀的當今中國的第一次嚴重警告。我們還可以料定,此類事件還將繼續發生。中國仍將一如既往地對此類警告置若罔聞,不會因此而建立起保護環境的防衛機制,仍然只能在嚴重的污染發生之後才來採取代價高昂的補救措施。
為什麼中國的環境問題如此的嚴重?為什麼在有了發達國家工業化對環境破壞的經驗教訓後,在具備「後發優勢」的情況下,在擁有可以不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環保技術的條件下,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還得重蹈先行國家的覆轍?而且還更加嚴重呢?
根本的原由就是當今中國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園,沒有了自己的家園,對自己勞作與生活之上的腳下的土地沒有發言權和決策權,沒有所有權、處置權和收益權。
本來中國的文化傳統,對自然尊崇有加,宣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包含有和諧的自然觀。按說中國人應該比西方人更注重保護環境,更注重與環境的協調。但現在事實上不是如此。現在,我們看到的是西方人更注重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得很好,經濟發展也很好。
要知道,相對于西方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自然更為親近,對自然更為尊重。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之中,大自然是上帝創造出來供人棲息繁衍之所。在西方文化看來,大自然是人的物件,而並非人的精神來源,人的精神來源於神。所以,西方更容易將自然看成一個探索、征服和改造的物件,西方人與自然的分離和對立比中國人徹底得多。
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則認為,人乃萬物之靈,是從自然中孕育出來的。無論是中國的天命觀、人生觀以及道德觀都是從自然現象和規律中擬化出來的。易經《序卦》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儒家認為:「仁」為天地之心。儒家還有「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之說。道家更是法象自然。因而傳統中國人與自然有很強的精神和情感聯繫,對自然敬畏有加。我們可以在傳統的山水畫中看出中國人親近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面,而從風水術中也能看出中國人對自然的敬畏和追求居所順應環境的強烈企圖。我們得承認,對自然的敬畏對保護環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在傳統中國人的意識中,不能濫伐樹木,因為那會破壞「龍脈」,破壞「風水」,會給人們帶來災難。而這按照現代科學的解釋,是因為濫伐樹木會造成水土流失,從而破壞了環境。雖然風水術與科學相比,其解釋力相差很遠,但卻起到了很好的保護環境的作用。
在傳統社會中,宗法家族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對地方事務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決策權,是環境保護的主體力量。雖說相對於皇權,它的力量很微弱,但至少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為了家族的繁衍和安居,宗法家族依循「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觀念,自覺地承擔起保護群落生存環境的責任。因而,在傳統社會中,「和諧的自然觀」和宗法家族的利益機制對保護環境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很好地杜絕了破壞環境的行為。因而我們可以說,在傳統社會中,中國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擁有自己的家園,並能夠有效地保護好自己的家園。傳統中國人,有歸屬感,有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家園。所以,他們即使終年在外謀生做事,到老也有「葉落歸根」的強烈願望。而現在的中國人,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然而,在傳統社會解體與傳統價值被否定後,中國的社會結構和自然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自「洋務運動」始,科學技術的引進和普遍接受,使得中國人與自然之間發生了分離。自然不再是人精神之源和生活的母體,而如西方般成為人的對象,成為人改善福利的可資利用的資源,成為人的認識、征服與改造的物件。人們對自然不再存有神秘感。不再有敬畏,人們感覺到可以對自然為所欲為。所謂「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人定勝天」。現今,中國人的主流意識中最多也只殘留一些親近自然,從自然中尋求情感寄託的文化傳統,其他的都蕩然無存。
而宗法家族制也自「新文化運動」開始逐漸消亡,最終以共產黨在鄉村建立起基層政權而滅絕。用「郡縣鄉村制」代替了「郡縣宗族制」。自此,中國人就完全徹底地被「君權」所控制,這才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完全徹底地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不過古今的「君權」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別,但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在「郡縣鄉村制」下,國民沒有哪怕短暫的土地的所有權,其佔有權也受到很大限制,得不到保障。國民對他們勞作與生活之上的腳下土地沒有發言權和決策權,沒有所有權、處置權和收益權,而由生活在這土地之外的意志來主宰,來分配收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今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自己的家園。他們可能一輩子都生活在中國的某個地方,但他們卻對那個地方沒有歸屬感。他們徒然擁有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國家的國籍,但這個身份卻並沒有賦予他們主人的權利,沒有給他們帶來自由,沒有給他們帶來富足和安寧;只有在受蒙蔽情況下的狂妄和愚昧,在清醒後的空蕩和絕望。雖然擁有中國人的身份,中國人卻不能在中國擁有或有保障地佔有和使用一小塊土地,也不能自由地在中國遷徙定居;出了國門,就更感覺不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有什麼尊嚴和自豪。中國人的心靈只能在中國大地上無根地遊蕩,終其一生,找不到歸宿,得不到安寧。到了臨死之時,只能落得個「我是一個中國人」的裝大模樣和空蕩蕩的感覺而被燒成灰。可憐的中國人,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家園都消失了,都被奪走了。
對於來自于傳統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的消失,這並不必然造成中國人會不注重保護環境。接受科學技術,利用科學技術來造福國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人類早期對技術的應用確實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破壞。這引起了許多敏感地憧憬美好生活的人的反感,如蘇格蘭的詩人彭斯,就崇尚自然的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反感工業化帶來的繁華與污染同在的城市生活。但是,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又使得人們認識到人對自然的改造會帶來對環境的破壞,在獲得經濟資源的同時,也會帶來不利於環境的負面影響,從而影響到人的生活品質。同時,科學技術也使得人們可以在利用自然的活動中儘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並利用環保技術來保護環境。如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污染排放,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實現「零排放」。科學已經讓全世界、讓中國人認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併發展出相應的保護環境的技術和方法。可以說,在認識上,中國人大多數都明白保護環境的重要性,都明白什麼樣的行為會造成對環境的破壞。所以,在認識上,雖然我們沒有了來自于傳統自然觀的保護環境和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意識,但我們已經有了更具有解釋力的建立在科學之上的環保理念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用科學的解釋代替了風水術的解釋,用科學的環保觀代替了風水術的環保觀。
但是,宗法家族的自治組織消亡後,卻沒有別的自治組織來代替它。中國集權政治與思想權威的同一化、建立在科學技術之上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和從最高層延伸到最低層的一黨專政的政黨組織形式,強化了集權政治控制力,擴展了集權政治的控制範圍,完全肢解和代替了地方的宗法家族制的權力結構。我們承認,宗法家族制有很大的弊端,但也不是一無是處。它的弊端與「君權」一樣,同樣是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壓抑人性。宗法家族制是應當被剷除,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宗法家族制被剷除,代替它的應該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地方自治,而不應該是大一統的集權政治權力。這個結果比同時存在集權政治和能微弱抗衡集權政治的宗法家族或許更糟糕。
地方利益代言人的消失,被更強大的集權政治權力所代替,這一結果在中國造成了任何某一地方的民眾,他們對與他們利害攸關的公共事務都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生活在某一地方的民眾,他們對這一地方的資源沒有支配權和收益權。當自己生活的地方被這地方之外的意志所主宰,那麼,因為主宰者不會在這裡長久生活,他就不會那麼在乎對這裡是否會造成破壞,至少他不會將這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必然會將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利益。比如說「大躍進」為了政治利益對環境的破壞;比如說為了GDP的增長而對環境的破壞;比如說開發礦產資源,收益大部分不歸當地,亂采濫伐還造成的對當地環境的破壞,當地民眾還得承受環境污染和破壞帶來的傷害,等等。我們看到,不論是在計劃經濟年代集權政治不擇手段地追求政治目標,還是在市場經濟年代集權政治掠奪式地追求經濟目標,都對環境造成了驚人的破壞。之所以如此,根本原由就在於中國人失去了家園,失去了對家園的決定權。
要防止我們的家園繼續被毀壞,我們就必須擁有家園。而要擁有家園,就必須用民主自治代替集權政治。我們要爭取決定我們自己家園事務的權利。只有有了對自己家園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我們才能承擔起責任,我們才有維護我們家園,維護我們自身利益的能力。我們對家園的熱愛才會產生實際的效果,而不僅僅停留在情感的層面。然後,我們才可以有意義地來運用我們知識,廣泛徵集意見和討論,來判斷什麼對我們的家園是有益的,什麼是有害的,最後付諸於實施。
讓我們為擁有家園而努力抗爭!
200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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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維度對中國社會透視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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