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華人家庭」很難略過「姓氏」的文化。當然,相對應的西方也有所謂的姓氏文化,只是在歷經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劃時代的洗禮之後,貴族文化引領的姓氏文化,也隨封建莊園的消失逐漸瓦解。然而,在華人的封建制度裡,姓氏與權力,都牽涉到嫡庶、分封的「充權」,這些都以另外一種形式一直延續到近代二十世紀,即便我們權力分封的結構改變,這種對於同姓及同族,以及地域性(祖籍、老家、老鄉)至今仍深受上一個世代的家庭觀念鼓吹。
但從現實面來說,這種維繫姓氏文化的結構穩固是其來有自的,從大眾化的電視劇就可以得知:兩千年初的陸劇《大宅門》到 2017 年的《白鹿原》,以及同年的《那年花開月正圓》所談論的「家族」,其實都跟「生意」有關,而這些生意又跟華人的居住型態,甚至是建築方式連結在一起。三合院、四合院,或是像曹雪芹的《紅樓夢》中的榮國府與寧國府,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從農轉商,或者某一代出了一號秀才、進士,又或者是攀上了皇親國戚,擁有了某一種專業知識以及因為入仕當官進而獲得世襲的權力後,「住一起」就成為一種必然,進而衍生出相應的規則:長幼尊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文化」跟最基礎的生活──甚至是生存,被綁在一起。於是幾千年來,它從一種生活方式,成為一種文化,也成為了根植在華人心中的信念,「家」、「族」、「國」三者是一個同心圓,相互羈絆,相互依存。
然而,現代化社會對這樣的生活型態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一方面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不再以「克紹箕裘」的方式依存,另一方面,居住的方式也從同姓作為一個聚落,變成各自散落在大城市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與沒有血緣關係、甚至是日常生活中都極其疏離的人居住在一起,核心家庭(一對夫妻與兒女)的普遍性消弭了傳統大家庭彼此之間的羈絆與控制。
再到了更近期,獨生兒女的世代(或者用 90 後、 00 後的時代區分),「親戚」已經不再是一種必要存在的聯繫,因為這種「親」早已經被地域與生活型態、工作型態變成了「疏」。這些改變,使經歷過最後一段所謂「傳統家庭」文化洗禮的一代感到無力,進而轉為憤慨、焦慮、迷惘。於是,他們總在最無力的時候透過「斷金源」、「斷關係」、「驅逐」等切割手法,還有宣示自己權威性的「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媽媽」、「我是你長輩」等等各種「我是……」來迫使這種「親」被建構在控制與臣服之間──簡而言之,就是「聽話」。
這種從生存到生活,再到生命和甚至生死(宗祠文化)的全面性框架,在過往的數千年內化在華人的骨血之中,甚至帶到了異鄉,面對與之完全不同的文化架構,有時都無法稀釋、轉化這樣的觀念。反之,生活在異鄉的華裔,會更用力地鞏固這份文化,以致於在好萊塢的電影裡,「唐人街」的樣貌、那些「華人」(儘管他們有時用的是韓裔、越南裔)的「面譜」,都是在貫徹這種他者觀看下的東方想像、圖騰、符號。
《別告訴她》(The Farewell,2019)在議題層面上,是談東西文化的差異,但更深層的,是點出現代與傳統的矛盾。這並非是說西方就是現代,東方就是傳統,而是要討論:以孫女比莉(Awkwafina 飾)的視角出發,她對家人所提出的「疑問」為什麼會成為一種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