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華人家庭」很難略過「姓氏」的文化。當然，相對應的西方也有所謂的姓氏文化，只是在歷經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劃時代的洗禮之後，貴族文化引領的姓氏文化，也隨封建莊園的消失逐漸瓦解。然而，在華人的封建制度裡，姓氏與權力，都牽涉到嫡庶、分封的「充權」，這些都以另外一種形式一直延續到近代二十世紀，即便我們權力分封的結構改變，這種對於同姓及同族，以及地域性（祖籍、老家、老鄉）至今仍深受上一個世代的家庭觀念鼓吹。
但從現實面來說，這種維繫姓氏文化的結構穩固是其來有自的，從大眾化的電視劇就可以得知：兩千年初的陸劇《大宅門》到 2017 年的《白鹿原》，以及同年的《那年花開月正圓》所談論的「家族」，其實都跟「生意」有關，而這些生意又跟華人的居住型態，甚至是建築方式連結在一起。三合院、四合院，或是像曹雪芹的《紅樓夢》中的榮國府與寧國府，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從農轉商，或者某一代出了一號秀才、進士，又或者是攀上了皇親國戚，擁有了某一種專業知識以及因為入仕當官進而獲得世襲的權力後，「住一起」就成為一種必然，進而衍生出相應的規則：長幼尊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文化」跟最基礎的生活──甚至是生存，被綁在一起。於是幾千年來，它從一種生活方式，成為一種文化，也成為了根植在華人心中的信念，「家」、「族」、「國」三者是一個同心圓，相互羈絆，相互依存。
然而，現代化社會對這樣的生活型態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一方面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不再以「克紹箕裘」的方式依存，另一方面，居住的方式也從同姓作為一個聚落，變成各自散落在大城市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與沒有血緣關係、甚至是日常生活中都極其疏離的人居住在一起，核心家庭（一對夫妻與兒女）的普遍性消弭了傳統大家庭彼此之間的羈絆與控制。
再到了更近期，獨生兒女的世代（或者用 90 後、 00 後的時代區分），「親戚」已經不再是一種必要存在的聯繫，因為這種「親」早已經被地域與生活型態、工作型態變成了「疏」。這些改變，使經歷過最後一段所謂「傳統家庭」文化洗禮的一代感到無力，進而轉為憤慨、焦慮、迷惘。於是，他們總在最無力的時候透過「斷金源」、「斷關係」、「驅逐」等切割手法，還有宣示自己權威性的「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媽媽」、「我是你長輩」等等各種「我是……」來迫使這種「親」被建構在控制與臣服之間──簡而言之，就是「聽話」。
這種從生存到生活，再到生命和甚至生死（宗祠文化）的全面性框架，在過往的數千年內化在華人的骨血之中，甚至帶到了異鄉，面對與之完全不同的文化架構，有時都無法稀釋、轉化這樣的觀念。反之，生活在異鄉的華裔，會更用力地鞏固這份文化，以致於在好萊塢的電影裡，「唐人街」的樣貌、那些「華人」（儘管他們有時用的是韓裔、越南裔）的「面譜」，都是在貫徹這種他者觀看下的東方想像、圖騰、符號。
《別告訴她》（The Farewell，2019）在議題層面上，是談東西文化的差異，但更深層的，是點出現代與傳統的矛盾。這並非是說西方就是現代，東方就是傳統，而是要討論：以孫女比莉（Awkwafina 飾）的視角出發，她對家人所提出的「疑問」為什麼會成為一種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