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楊德昌電影裡的語言、族群與階級

最早開始注意到這件事，是《恐怖份子》(1986)裡的一場不是太關鍵的戲。「外國妞」偷了攝影師的相機去變賣，店老闆操著台語出價，旁邊的跟班小弟一搭一唱，兩人語氣兇惡、江湖味十足。後來我注意到店老闆的嘴形，從頭到尾講的卻是國語。

我忍不住尋思，如果原來講的是國語，是什麼理由、什麼創作考量，要改配台語？更顯得店裡兩人的兇惡神態、江湖打滾的習性嗎？但又為何台語和江湖味有直接關聯？而楊德昌如此的敘事策略，反映的是他的社會觀察還是刻板印象？

對於多種語言口條的表現，在後來的楊德昌作品裡比較少再見到；他的首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1983)倒是對語言的配置有頗細膩的斟酌：張艾嘉飾演的林佳莉以台語為母語，在家中則還有擔任醫師的父親會操日語，同時說明林父年輕時留學日本的經歷、也反映林家較優渥的背景。至於胡茵夢飾演的譚蔚青則是講國語，她的母親所講的國語也略帶「外省腔」；而譚蔚青家中的鋼琴、還有她後來拿了獎學金到奧地利留學，多少也暗示了譚家較優渥的階級背景。

若以上的語言、族群、階級等佈局看起來都很呼應故事背景、1970年代早期台灣的一般社會生活，較隱晦的訊息則需要進一步細察。頗有大家庭架勢的林家雇有幫傭，講的也是台語，或許說明了那個經濟正起飛之際的台灣，仍有中下階層在其他家庭擔任長工、家傭等職，且以本省籍居多。甚至已婚的佳莉所雇用的年輕幫傭，說的依然是帶著台語腔的國語；佳莉尋夫所在的偏鄉漁港，幾乎所有居民講的也是台語或台語腔的國語。以上種種反映楊德昌的社會觀察，將台語作為本土族群的母語拉出了跨越階級的光譜，還提醒我們日語在殖民時期所暗示的階級意義。

而如果將台語在楊德昌作品裡的設置和國語兩相對比，更能突顯箇中的耐人尋味處：在《海灘的一天》裡，國語是1970年代大學生、1980年代跨越幾乎所有公共空間與私密場合的交談語言。到了《恐怖份子》，國語已成為無所不在的語言，並且以慣習認知的本省、外省腔，來界定階級職別：醫師作家等精英階層，講的必然是字正腔圓的國語，中小企業幹部或基層警員所操的國語，則或多或少帶有母語暗示的台語腔。

然而這裡有個被掩蓋的關鍵：國語作為國民黨統治時期以來的官方語言，尤其是國語政策、加上1967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進一步推波助瀾，讓國語成為實質的強勢語言。但國語理應跨越階級的社會現實，不論是在《海灘的一天》或《恐怖份子》裡，卻都被掩蓋掉了。事實上，在這兩部片、乃至於楊德昌接下來的幾乎所有作品裡，都不曾存在像是老兵或中下階層作為母語、第一語言、或生活空間內所使用的國語，甚至老兵的形象都幾乎不存在過。國語，在《海灘的一天》與《恐怖份子》裡，不僅是實質意義上正式場合與私密交流的交談語言，還成為帶有現代、都會、高等教育、中產階級、專業、因而也是權威等文化訊息與價值的語言。

我以「族群」、「語言」、「楊德昌」幾組關鍵字，在網路和期刊論文系統稍做搜尋，並沒有發現什麼文章特別探討這個問題(搜尋時間：2023年七月)。頗感驚訝，也覺得可惜。當然，楊德昌的其他作品裡同樣看得到語言的文化政治操作痕跡，這裡只是藉早期的兩部拋磚引玉。無論如何，從國片裡的語言、口條作為一種設計或配置，頗能看出國、台乃至客家語在特定導演作品中的創作軌跡與文化政治，也能幫助我們考察語言表現在台灣電影史中的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