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前三張專輯中,Talking Heads 展現了自我意識強烈的藝術龐克,並以足夠的流行魅力包裝他們骨子裡的非主流特性,在 David Byrne 的帶領下,這支從 CBGB 發跡的樂團,以極其誇張的形象表達了對現代社會的極度不適,他們是在經典搖滾範疇內創作的一群怪人,到了1979年,他們已經獲得了幾首小有名氣的單曲,並逐漸成為主流樂團。
1980年,樂團發行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四張專輯 《 Remain In Light 》,與前兩張專輯的製作人 Brian Eno,將吉他、合成器、打擊樂器無限量地堆疊在一起,形成了一座非洲節奏、放克音樂、藝術搖滾和新浪潮的高塔。為了創作出理想中的作品甚至招募了一支多達11人的伴奏樂團,成員包括迪斯可復興樂團 Turkuaz 的前成員以及客座吉他手 Adrian Belew 的個人樂團,有了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Talking Heads 可以用各式奇特方式塑造專輯的核心概念,給人的感覺既細緻曲折,且又極具內涵,在新浪潮才剛成形就率先打破邊界,其影響力不是單單幾個字就能說盡。
【錄製過程】
1980年1月,Talking Heads 剛結束了前一年廣受好評的第三張專輯 《 Fear of Music 》 巡演後回到紐約,並開始追求各自的興趣。主唱 David Byrne 與製作人 Brian Eno合作了一張拼貼實驗專輯 《 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 》;鍵盤手 Jerry Harrison 在紐約的 Sigma Sound Studios 分部為靈魂歌手 Nona Hendryx 製作專輯。
鼓手 Chris Frantz 和貝斯手 Tina Weymouth 結為連理成為夫妻,Weymouth 認為Byrne 控制欲太強,建議 Frantz 一起離開 Talking Heads,但後者拒絕,於是他們決定前往海島度假,參與了當地的海地巫毒儀式和練習當地的打擊樂器,並與雷鬼音樂人 Sly and Robbie 進行了交流。
Frantz 和 Weymouth 在拿騷的 Compass Point Studios 購買了一套公寓,結束了他們的假期,Talking Heads 的第二張專輯 《 More Songs About Buildings and Food 》 也是在此錄製的,他們已經厭倦了由主唱領導伴奏樂團的概念,據 Byrne 說,他們的理想是 「犧牲自我,相互合作」,同時 Byrne 還想擺脫他在創作瓶頸中所感受到的 「心理偏執和內心折磨」。
樂團沒有延續先前專輯的創作過程,也就是以 Byrne 的歌詞為中心譜曲,而是以 《 Fear of Music 》 中的歌曲 〈 I Zimbra 〉 為起點,進行了即興器樂演奏。
Eno 比 Byrne 晚三星期抵達錄音室,在前兩張專輯的合作之後,他與樂團合作的意願逐漸下降。1973年,奈及利亞音樂人 Fela Kuti 的 Afrobeat 風格專輯 《 Afrodisiac 》 成為了這張專輯的模板,此外 Weymouth 表示,嘻哈音樂的興起讓 Talking Heads 意識到音樂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
在錄音室工作開始之前,與樂團熟識的好友 David Gans 告訴他們:「那些人們不願意做的事情,反而可能是能開創未來的種子。」他鼓勵樂團大量進行實驗、即興創作並利用其中產生的偏差和錯誤來進行創作。
錄音工作於1980年7月在 Compass Point Studios 開始,因為決定著重節奏部分為主軸,專輯的創作需要更多的音樂人,尤其是打擊樂手。
樂團在觀看了日本的一個同名遊戲節目後,使用了 《 Melody Attack(旋律攻擊》〉 作為錄音室的工作標題,Harrison 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將搖滾樂和非洲音樂融合在一起,而不是簡單地模仿非洲音樂;Eno 則說這次的過程是將眼界放遠,去意識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奇妙的世界。」
在當時電腦技術還無法充分實現一些功能的情況下,循環播放(loop)起到了關鍵作用,樂團在 《 Remain in Light 》 的創作過程中,錄製了一些片段音訊,並將其分離出想要的部分, 然後學習重復演奏,專輯中的曲目完全集中在節奏上,全部以極簡的方式演奏,只使用一個和弦,Byrne 將這一過程比作現代取樣: 「我們是人類取樣器!」。
在進行了幾次錄音後,工程師 Rhett Davies 與 Eno 發生爭執而離開,接替的 Steven Stanley 從17歲起就開始為 Bob Marley 等音樂人擔任工程師,他的加入承擔和舒緩了大量的工作內容,Frantz 甚至認為 Stanley 協助創作了專輯內的熱門單曲 〈 Once in a Lifetime 〉。不過和 Davies 一樣,另一名聲音工程 Jerden 也對 Eno 想要錄製音效複雜和過於快速的節奏感到不滿,但他選擇忍氣吞聲,不在當下抱怨。
這些曲目讓 Byrne 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演唱風格,他嘗試為器樂歌曲伴唱,但聽起來 「過於呆板」。歌詞是樂團回到美國後在紐約和加州所寫的,Harrison說服了 Sigma Sound 錄音室的老闆,稱他們的新專輯可以為他們帶來客戶群,從而將 Talking Heads 安排進入錄音室,Harrison 和 Eno 把時間花在了調整在拿騷錄製的作品上,而 Frantz 和 Weymouth 則經常消失無法聯繫,人們開始懷疑這張專輯能否完成。
在Byrne、Harrison 和 Eno 的要求下,知名吉他手 Adrian Belew 加入了樂團,為特定歌曲加入吉他獨奏,後者霸氣表示:「我負責的所有部分皆在一天之內錄製完成。」
此時 Byrne 將目光投向非洲,以打破他的創作瓶頸。他意識到,當非洲音樂人忘詞時,他們往往會趁機編出新詞,他使用便攜式錄音機,並嘗試按照 Eno 的風格創作擬聲詞,因 Eno 認為有條理的歌詞永遠不會是歌曲的核心,Byrne不斷聆聽自己錄下的擬聲詞,直到他確信這一切不再是 「無稽之談」,在他感到滿意之後,Harrison 邀請 Nona Hendryx 到 Sigma Sound 為專輯獻聲伴唱。1980年8月,在 Harrison的協助下,Eno 和工程師 John Potoker 在紐約對專輯的一半進行了混音,另一半則由 Byrne 和 Jerden 在洛杉磯的 Eldorado 錄音室完成。
【封面藝術】
Weymouth 和 Frantz 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 Walter Bender 和他的 ArcMac 團隊(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前身)的幫助下構思了封面設計,以 《旋律攻擊》 為靈感,這對夫妻創作了一幅紅色戰機在喜馬拉雅山上空編隊飛行的拼貼畫,以紀念 Weymouth 的父親 Ralph Weymouth,他曾是美國海軍上將,封底的創意則包括樂團成員的簡單肖像。
Weymouth 在1980年夏天定期去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並與 Bender 的同事 Scott Fisher 一起在電腦上實現了這些想法,整個過程非常曲折,因為在80年代早期,電腦的功率有限,而且大型主機佔據了好幾個房間。Weymouth 和 Fisher 對面具有著共同的愛好,並利用這個概念對肖像進行了實驗:除了眼睛、鼻子和嘴以外,肖像的臉部都被紅色的色塊塗抹掉了。此外她曾考慮在四張肖像畫上疊加 Eno 的臉,以暗示他的自負。
其餘的藝術創作和內頁說明由平面設計師 Tibor Kalman 和他的公司 M&Co. 負責製作,Kalyan 熱衷於批判藝術和廣告中的形式主義和專業設計,他為樂團提供了免費的宣傳服務,並討論使用砂紙和天鵝絨等非常規材料製作專輯封套。對聘請設計公司持懷疑態度的 Weymouth 否決了 Kalman 的想法,堅持使用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腦圖像,在設計過程中,樂團意識到原先的專輯名稱 《 Melody Attack 》 對於音樂內容來說 「過於輕浮」,於是他們最終決定變更為 《 Remain in Light 》,Byrne 曾說:「除了旋律不那麼優美之外,這些音樂有一些在當時看來新穎、超凡脫俗的東西,甚至可能是革命性的,至少對於放克搖滾歌曲來說是這樣。」
戰機的形象被放在了專輯的背面,而經過塗改的電腦肖像則成為了封面,Kalman 後來表示,之所以沒有完全去掉戰機的形象,是因為在1979-1981年伊朗人質危機期間,戰機的形象似乎很適合時事。
精神分析學家 Michael A. Brog 稱這張專輯的封面為某種令人不安的形象,它暗示了身份的分裂和消失,並將聽眾帶入了專輯中反復出現的 身份困擾之主題,這樣的模糊形象與專輯名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歌曲介紹】
短短幾秒鐘之內,樂團就用 〈 Born Under Punches (The Heat Goes On) 〉 建立起了接下來40分鐘欲探索的古怪世界,這裡充滿活力和生機,卻又令人感到幽閉恐懼,簡直是偏執狂的天堂。Byrne 稱自己政府官員,一字一句都令人在精神上感到窒息。
這首歌的主題是水門事件後的公眾群體妄想症,Byrne 研究了 John Dean 的水門事件證詞,並試圖將其運用到歌曲創作中:「在專輯中,這首歌聽起來有些與時代脫節,但在現場,你可以聽到它和其他歌曲之間音樂的連貫性,從歌詞上看,它們都借鑒了佈道、吶喊和咆哮。這一點在現場表演時會更為明顯。」
更多的疏離感伴隨著 〈 Crosseyed and Painless 〉 異樣的旋律,這一次,吉他更加粗獷,不安感更加強烈。Byrne 一開始就唱道:「失去了自身的形狀」,失去身份後不知該如何重拾的焦慮,隨後他認為形狀以及任何類型的事實與事物,本質上都是毫無意義的,而隨著崩潰,Frantz 和 Weymouth 焦躁不安的放克節奏,令這樣的瘋狂顯得相當有趣。
在音樂和歌詞方面,〈 The Great Curve 〉 可能是最受非洲節奏和風情啓發的作品,高速旋律伴隨著非洲節拍的小手鼓和號角,副歌部分則有多位歌手齊演唱,創造出一種極為複雜的節奏。Adrian Belew 的吉他獨奏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就像人們渴望迫切走出黑暗一樣。此外也是專輯中最神秘的歌曲,主題從身份認同轉移到神聖的女性形象,似乎在講述一位女神如何定義這個混亂的世界,而眾人將透過她綻放的光芒來齊力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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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Once In a Lifetime 〉 讓人對生活是否值得充滿矛盾,那麼 〈 House in Motion 〉 這首寒冷、蹣跚的歌曲則描繪了一幅更加黑暗的畫面。曾燃起熊熊烈火、令人毛骨悚然的節奏如今已變得緩慢,Byrne 又變回了一個自暴自棄的現代人,他不得不穿上襪子在這個令人沮喪的世界中跋涉。
Jon Hassell 演奏的扭曲的號角就像是大象的踱步聲,隨時準備踩死你而不自知。在重型管風琴奏出幾個音符後,低音線成為貫穿整首歌曲的旋律,此外副歌部分還使用電吉他演奏了一段簡短的旋律,朗朗上口,令人難以置信的有趣。
歌詞講述了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人們意識到恐懼和腐敗,在開頭,主角滿懷希望地認為自己能夠在資本主義中取得巨大成就,比如房地產,但最終結局也隱喻了在一個充滿壟斷的市場中成為億萬富翁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Seen and Not Seen 〉 接續將節奏放緩,這首稀疏、搖擺、口語式的佳作中,Byrne 摒棄了先前歌曲中牧師佈道式的表演風格,回歸像一個普通人般說話,讓人聯想到早期嘻哈音樂的節奏中,Byrne 平靜地描述了一個對自己的身份缺乏足夠安全和認同感的人,根據在流行文化中看到的他者身份來重塑自己的,並且認為這是相當自然不過的事情。
〈 Listening Wind 〉,這首極簡風格的作品講述了一個第三世界的恐怖分子準備郵寄炸彈的故事,從個人政治急轉到全球政治,合成器模仿起自然之聲,Byrne再次採取了一種非批判性、同情的語氣,作為對美國外交政策後果的前瞻性評論。
「我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在現場演唱這首歌!......我明白為什麼美國沒有得到世界普遍的愛戴,多年來我一直很清楚這一點,但很多美國人並不清楚。他們的直接反應是:『他們愛我們,他們不過是嫉妒,他們只是想吃麥當勞。』。」
〈 The Overload 〉 是 Talking Heads 試圖以 Joy Division 風格創作一首歌曲,但問題是,樂團沒有人聽過 Joy Division,他們僅僅透過媒體的描述作為發想。在這首長達6分鐘的淒涼結尾中,跋涉前行的主角早已泥濘不堪、毫無希望。Harrison 的鍵盤像機關槍或吉普車馬達一樣濺射出火花,讓人感覺樂團是在某個被燒毀的未來地球上演出,用最後的電力演奏樂器。
【結語】
在 Talking Heads生涯所有專輯中,沒有一張能像 《 Remain In Light 》 一樣具有如此精彩的探索和創新精神,這不僅僅是樂團在錄音室演奏音樂那麽簡單,他們在引導某種超越自我精神層面的啟示,是某種超脫和諧的催化劑,這張專輯完美地記錄了他們的願景和表達方式,記錄了音樂帶給身心靈上的雙重解脫。
然而在最輝煌的時刻,每位團員的緊張情緒仍然揮之不去,Byrne 曾就歌曲創作權發起爭論,削弱了其他人的貢獻度,雖然摩擦有時會消散,但對於 Talking Heads 來說卻不是這麼一回事。Weymouth 曾形容 Byrne 是 "無法回報友誼的人",然而,樂團卻在此後的十多年不斷容忍堅持,直到 David Byrne 在 90 年代毫不客氣地解散樂團。
2018年,Byrne 向 《衛報》 表示:「當年的結局如此混亂,我感到很難過,但這是常有的事,要和氣地離婚是很難的。」
一張在聲音和表達上如此具有啟發性和影響力的專輯,每當回顧時,傷口就會被人重新揭開,但這也是 《 Remain In Light 》 的美妙之處,即使在如此緊張的狀態下,既沒有阻礙也沒有分散 Talking Heads 對於創作的專注,讓他們能夠以一種比幕後人際關係更為緊張的節奏張力,打造出這樣一張里程碑價值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超負荷的節拍速度、古怪的達達主義、狂喜的肢體語言和完全的音樂自由,縱使中間有過無數的爭執和對立,但最後留下的成果卻成就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