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學期的紀錄片就一直期待的一天，第一次看《九槍》時我還沒有太多關於紀錄片的知識，雖然上學期的紀錄片被我搞得很慘很慘，但觀點和道德還是或多或少有吸收進去。
第二次，在校園放映《九槍》，才發現這部片也只有一小時半，我忘記的是那些新聞畫面，還有更多更多移工的故事。
去年看完電影，我將導演的信帶到苗栗，當時想將它貼在牆上，用來警惕自己，提醒自己。人總是健忘的，是在快樂的時候無視痛苦，在痛苦的時候不願再分擔別人的痛苦。
但我去修了一學期的越南文，說實話除了語言本身，在心中我仍然覺得越南離我好遠好遠。是為什麼我沒有強烈想接近它的慾望，然後討厭自己為什麼總是說一套卻做不出來。
就像去西卡演唱會那一天，我走不進女廁旁的性別友善廁所。我一直都明白我對於異性有著什麼樣的偏見，我討厭它，我想打破它，但它印在我內心，我們的距離好難被拉近。
我知道無論是性別種族階級的偏見，錯的都是體制。只是我也害怕，我們把一切怪給體制，體制是個沒有靈魂沒有感受的抽象存在，它可以承擔一切，但它除了承擔一切以外還能幹什麼？我們這麼做沒有用，體制是人做出來的，也得靠人拆解它。
是我得要走出舒適圈，走進入陌生的地帶，然後了解一切不可怕抑或，思考是誰造成或告示了可怕。
導演的每一句話都擊中我的心坎，首先是紀錄片觀點之說。搭配早上關於新聞的演講，講師說了好多新聞黑暗面，然後他說，中立的報導並不存在，因為報導是記者寫出來的，記者是人，人怎麼可能拋棄主觀的意識。
下午導演也說，如果讓兩方同等發言，做出來的結果只不過是假中立。我們可以把一切都怪給體制，但是我們恨不恨那位警官？犧牲的女性成員恨不恨家父長，沒有恨意要怎麼出聲與改變？
第二次看密錄器畫面，我已經不害怕警官是否再次採取「防衛動作」，然而是感受到生命在好多東西面前根本就是草芥。
生命到底是不是無上的價值？答案或許早就是否認的。我們把太多事物看得太重要，一個生命的流逝，之於旁觀者而言究竟有多無關緊要。
導演說，你會想罵在一旁的旁觀者，但換作我們站在那裡，又能做的多好？
人是雙標的，道德或許終究都是主觀的。（對不起數學老師）那是因為人是自私的。我們總說一套，做另一套。又或是我想的我卻做不了。人是無能的。
不要再活在二元對立的價值觀中，世界是灰的，否則也不會那麼痛苦了。
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出路可以走。
當我反思阮國非究竟有沒有錯？警察又有沒有錯？法到底是什麼？
想起了《陳情令》的那一句台詞，
「孰是孰非？孰黑孰白？」
當時的我沒有認知到，我的感受震撼是走出二元世界。
最後我向導演提問，其實是想知道我之前說的對入境隨俗的反思。
因為我們總說，「外勞」都怎麼樣怎麼樣讓人看不慣。忽視了每個人每個地區每個環境都有不同的習慣。
所以我真正想的是，台灣到底想走向什麼環境？是一個多元友善，打開心胸包容每一個文化的環境。還是說我們其實並沒有要當聖人，我們要保有自身文化和規矩，這是台灣獨有，這是台灣式。
所以認知不同，習慣不同到底有沒有錯？到底是誰該尊重誰？
所以我問的是，到底是台灣人該了解外籍移工，還是外籍移工該了解台灣？
導演的回答是，當然是我們，因為我們在這片土地待的比較久，我們是主人（或許也只是一種「自稱」），客人來了，當然是我們要招待啊。
從語言，到習慣，到文化。我們現在做的更多都是讓別人來配合我們，這是「入境隨俗」。
當然最好的是彼此體諒與各退一步，如果我們佔地為王，世界佔地為王，世界是各國的世界，那我們該彼此退讓，給予雙方的禮貌。
希望所有人，所有語言，所有文化都被善待。
這是我們決定要的秩序，再來要認知秩序不是控制與被控制，而是體貼與體貼。
（2024年4月28日凌晨寫於Insta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