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影像來源：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謝富，又名永春，1904年出生，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開設永豐行，戰後初期，與謝雪紅、楊克煌、林兌、李喬松等人籌組人民協會，任中央委員。二二八事件期間，謝富曾與李喬松、林兌等人向謝雪紅下達省工委會的指令，要求謝雪紅將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3月14日，謝富到埔里再次下達指令，「當天下午，謝富由臺中來找謝雪紅和我（楊克煌），傳達臺工委蔡乾給我們的命令。說我們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又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我們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
而曾永賢則回憶：
「1947年，大陸情勢轉變迅速，中共中央華東局發出一項指示給臺灣省工委會；在1948年以前，要發展出兩千名黨員、武裝五萬名群眾，並且逐步發動游擊戰爭等。也因為在這個指示之下，才有鹿窟、烏塗窟、白毛山等武裝基地的出現。」
「不過，說是武裝基地那真是笑話了，就是每人拿一把手槍，跑到山上搭棚子就要建立武裝基地，既沒有群眾，也沒有很好的地理形勢。臺灣的地理形勢根本不容許武裝基地長期存在。」
「例如南崁、觀音一帶，之前有農民組合的基礎，所以就利用這些地方。比如《光明報》，即以半公開的方式分發，放在腳踏車後頭，載去挨家挨戶的分發。不但如此，地下黨的黨員晚上還會出來找年輕人，組織讀報會，一起討論；而分發《光明報》的人，每個禮拜還有兩次夜間集會。因此這些情況很快就被察覺，成為1949年以後臺灣地下黨迅速被破獲的主要原因。」
「當時蔡孝乾有兩條途徑可以發展地下運動：一是透過謝雪紅的關係，例如人民協會、老臺共、老農民組合的基礎來發展；另一則是透過華南一帶的失聯共產黨員，他們能夠講客家話或是閩南話的，私下來到臺灣。省工委會在1947年時已有三百多名黨員，主要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才正式展開一些比較積極的活動來發展組織。」
二二八事件後，謝富仍繼續從事地下黨的組織工作，1950年1月29日遭捕，在判決書中，謝富被指稱「係匪臺灣省工委會主要份子，其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跡昭彰，均應處以極刑以昭炯戒」，以「二條一」判處死刑，1951年4月3日，謝富遭憲兵第四團押赴馬場町刑場槍決。
徵引書目
1.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
2.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
3.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4. 〈劉志敬供詞〉，《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25。
5. 〈謝富訊問筆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23。
6. 〈非法顛覆案〉，《國防部軍務局》，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6/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