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協會中央委員——謝富

更新於 2023/08/10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謝富,影像來源: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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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富,又名永春,1904年出生,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開設永豐行,戰後初期,與謝雪紅、楊克煌、林兌、李喬松等人籌組人民協會,任中央委員。二二八事件期間,謝富曾與李喬松、林兌等人向謝雪紅下達省工委會的指令,要求謝雪紅將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3月14日,謝富到埔里再次下達指令,「當天下午,謝富由臺中來找謝雪紅和我(楊克煌),傳達臺工委蔡乾給我們的命令。說我們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又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我們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

而曾永賢則回憶:

「烏牛欄之役開打前的那天下午,謝雪紅留了一張紙條給我們幾個人(曾永賢、何集淮、蔡伯壎),說有緊急事情,必須先離開,以後可到竹山張某人家裡找她。」

「1947年,大陸情勢轉變迅速,中共中央華東局發出一項指示給臺灣省工委會;在1948年以前,要發展出兩千名黨員、武裝五萬名群眾,並且逐步發動游擊戰爭等。也因為在這個指示之下,才有鹿窟、烏塗窟、白毛山等武裝基地的出現。」

「不過,說是武裝基地那真是笑話了,就是每人拿一把手槍,跑到山上搭棚子就要建立武裝基地,既沒有群眾,也沒有很好的地理形勢。臺灣的地理形勢根本不容許武裝基地長期存在。」

「例如南崁、觀音一帶,之前有農民組合的基礎,所以就利用這些地方。比如《光明報》,即以半公開的方式分發,放在腳踏車後頭,載去挨家挨戶的分發。不但如此,地下黨的黨員晚上還會出來找年輕人,組織讀報會,一起討論;而分發《光明報》的人,每個禮拜還有兩次夜間集會。因此這些情況很快就被察覺,成為1949年以後臺灣地下黨迅速被破獲的主要原因。」

「當時蔡孝乾有兩條途徑可以發展地下運動:一是透過謝雪紅的關係,例如人民協會、老臺共、老農民組合的基礎來發展;另一則是透過華南一帶的失聯共產黨員,他們能夠講客家話或是閩南話的,私下來到臺灣。省工委會在1947年時已有三百多名黨員,主要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才正式展開一些比較積極的活動來發展組織。」

二二八事件後,謝富仍繼續從事地下黨的組織工作,1950年1月29日遭捕,在判決書中,謝富被指稱「係匪臺灣省工委會主要份子,其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跡昭彰,均應處以極刑以昭炯戒」,以「二條一」判處死刑,1951年4月3日,謝富遭憲兵第四團押赴馬場町刑場槍決。

徵引書目
1.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
2.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
3.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4. 〈劉志敬供詞〉,《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25。
5. 〈謝富訊問筆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23。
6. 〈非法顛覆案〉,《國防部軍務局》,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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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尤世景: 「我們這行人都是被問到認不認識共產黨員謝雪紅,還問我何時謝雪紅在我家的樓上組織共產黨,真冤枉。我連謝雪紅是何許人都不知道,怎會讓她在我家組織共產黨,但當我們照實的回答『不』時,就被用刑;再回答『不』,就再次用刑。」 「他們先是用電話線的兩端分別纏繞在我們雙手的手指,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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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成功,卻造成了二二八的大挫敗。同文同種並不代表不會兵戎相向,民主自由法治才是王道。
隨著臺灣民主奇蹟地越發成熟,歷史的探究挖掘也變得越明朗;就好比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便是旨在還原歷史真相、平復司法不公、開放歷史檔案以及追究不當黨產等問題;或許在許多人眼裡,促轉會或者像共生音樂節這樣公開談論白色恐怖的作為好像很沒必要、認為過去的東西就是過去了,有什麼好談的? 但其實,它確實該談。
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創作時雖不以台灣故事為出發點,然而歌詞中沉默的人、突然消失的摯愛、開不完的槍都與白色恐怖有所呼應。這首歌以間接的方式批判極權統治,歌曲中對神明的憤怒、不滿,其實吼向的是白色恐怖對人的迫害。這與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的〈平安戲〉相像,批評客家人是漠視現實的旁觀者時,隱晦批判了政府
原來,國民黨青年的「探尋不同視角」,始終仍是被統治者要去理解統治者的苦衷,是沒有權力的被害者要反省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不是有權力的加害者要檢討跟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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