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蝟

「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橋／還是看不清在那些時刻／遮蔽我們黑暗的心／究竟是什麼」——萬能青年旅店〈秦皇島〉

（記二〇二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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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來到Ｌ城的前兩個月我因為牆的關係頻繁失眠。老家房間的牆是在床的右側，從小所習慣的，一直是面朝左邊、背微微弓起來的側睡姿，因為如果是背對空空的房間，總會令我產生一種暴露在威脅中、隨時會被襲擊的脆弱之感。而新宿舍的格局剛好相反，舊的睡姿行不通了，在未長出氣味與塵灰的房間裡，深夜翻來覆去都不像是自己的身體。那時是九月，季節迅速轉涼，攝氏六度恰好略高於暖氣啟動的氣溫，蓋著不夠暖的睡毯，空氣是未曾經歷過的乾，皮膚默默發顫、細微地龜裂，將身體蜷進習慣的弧度時，就在睡衣和床舖上落下一層薄薄的皮屑。

天亮之後我翻身下床，更衣摺被時恍惚盯著那雪一樣的存在：一個人要剝落多少，才算是新的呢？想及還有一年要待很難不恐慌起來。十八歲在歐洲交換走平衡木踮著腳那樣神經質地生活著，任何輕微的不適應都能變成很久的炎症。比如天黑得太早；電車上的竊竊私語；超市結帳排隊在手裡翻找很久的零錢，他人的視線；比如停經掉髮欠缺食慾，比如剛成年導致所有煩躁都傾向用酒精解決。翻了兩個小時睡不著爬起來吞兩顆褪黑激素再窩回去睡。

尚未掛上簾子的窗亮晃晃的，每個早上我在過度的曝曬中醒來像一隻瀕死的蝸牛。洗臉，更衣，替臉頰擦上夠保濕的乳液，上妝時每個角落都盡量顧及。白天的語言課裡我被分到一個很難的班，其他國際學生都是歐洲人，平均學德文六年以上程度近乎母語者，文法無誤，發音精準，子句接著子句流暢接近咄咄逼人。我仍是那種腦中擬一百次稿才開口的性格，像能更有把握地打敗他們。

我太少練習說話了。有段時間我執著於報名各式國際生活動、酒吧聚會和野餐，像一個正常的交換生那樣。習慣於自我介紹似乎就能變成一個更清晰的人：我叫Zoe，法文發音的Zo- é，小時候我父親取的名字，那時候法國還開放免學費留學，我升高中的前一年被撤銷的政策，所以我後來念了德文。

Ich komme aus Taiwan。（應該要念原文的「wan」音，還是德文發音的「van」？）二〇二三年確實更多人聽過我的島國，臉上往往伴隨一種理解和同情。啊，我知道你們的情形。不只一次在課堂、聚餐或是旅行得到這種回答，尤其另一端的戰爭還沒有停止的跡象。那種同情實在令人難堪。經過多次失敗的嘗試我逐漸放棄以不足的語言說明這些立場未定、懸而未解的事情，我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太好的話題；這不過是個話題，我們別過頭去交談，衍生出各自的說詞，將說詞免洗餐具一樣友善地遞過來又接過去。

我畢竟不擅長這種交換。第一個學期沒交到新的朋友，以為是他們對亞洲人疏離，後來才發覺缺乏話題和人格魅力是我的問題。習慣獨來獨往且不耐煩於直視對方的神情，但身為人還是有窩進群體的渴望，尤其是出國這種孤身一人被擲出去的窘境。大概是一種自我保存的本能：交談作為向外的攀附能有效阻止原地的下陷，特別是在這光度越發缺乏的季節裡，在我那兩坪大的、沒有窗簾的白色房間。

入秋後我經常拜訪同為交換生、分別住在隔壁兩側的大樓的Ben和玫。我們輪流在各自的公寓煮晚餐，餐後聊很久的天一瓶瓶撬開超市的啤酒，聊新發現的食材、鍋具和檯燈該去哪裡買（還是沒找到窗簾）、和新認識的朋友去的派對、連假要去哪個城市玩上幾天。會這樣聚在一起除了因為同校的情誼（真沒想到我會使用這樣的字眼），我隱隱覺得是因為我們多少共享了同樣的生涯焦慮，同樣的階級和逃生指令。但來自私校讓交談都多少帶點虛張聲勢的慣性，得看起來總是很有把握。比如，當問起對方未來要怎麼打算時，勢必得端出一種確然神情與步驟鮮明的計畫：學制的限制不能一畢業就出國，要麼讀預科要麼找間國內大學待一年當跳板。Ben說或者碩士再來洗學歷也還是划算；學歷不過是藉口，最終目標還是找到國外的職位，人際圈，居留的資格，移民的可能。

是這樣沒錯。我從小也是聽這些話長大的。一套說詞複誦久了，咒語一樣自然就會變成真的。

交換的用意在於實踐我們這些人自幼以來迪士尼城堡式的想像，而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交換生似乎都成功了：社群媒體上一整排的晴朗天氣和歐洲城市，派對和自拍、擺盤精美的甜點、油畫和宮殿花園。我一張張滑著那些令人羨慕的貼文，幾乎以為我們抵達的不是同個遠方。如果能學會這樣生活我搞不好就想一輩子都待在這裡了。那夢一樣地籠罩著我童年的歐洲——西方，遠方，更好更自由的體制，一種高緯度清澈的藍，溫度恰好的陽光，空氣乾燥冷冽不像我的小島什麼一放就輕易發潮腐敗。

令我驚慌的並不是遠方因為抵達而幻滅：而是遠方像那些高速公路旁高高地懸掛著的廣告看板，而後座的我因為不斷經過而恍惚認定那便是要通往的未來。我逐日逐日試著找出夠致命的缺點，天氣太冷，暖氣不開，物價太高，食物難吃，無法融入無法溝通無法睡好，竭盡全力試著反駁這種生活時，才發現了我原來是沒有來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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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這座島不會有太好的未來。」

我找不出理由反駁但感到很不甘心。「老實說我心底非常鄙視那些離開的人，我還是覺得那是一種背叛。」我說。

但還能如何呢？母親長長的訊息打著：妳待在這裡還能如何呢？

夜越來越長了，暗到一個程度後窗外的色澤便凝固，冷滲進屋子裡。話題結束後短暫的沉默，抬起頭就在窗裡看到泛紅的自己，輪廓因為酒精的作用而暈開、發散。窗外密密麻麻地潛伏著什麼，陰謀一樣地向內盯著。在這時間停滯的錯覺之中，我對峙著自己的臉，在窗景的漆黑中看不出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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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只是酒精讓我想得太多，然而找到正確的量和時間點便能簡單地昏睡，無需顧慮房間的過冷或者牆的位置在左還是右側。

酒精亦讓人鬆弛下來變得易於交談。冬天過後的那個學期，幾乎都是這樣交到朋友的。意識到社交還是必要並且需要練習，適宜的話題、語速、起伏、打扮、微笑和下巴抬起的角度，判斷對方的興趣與接話的時機。擊劍般的流線維持你來我往：我的確將這些視為一種攻防。默記一套慣用的說詞，迴避過多政治細節與個人情緒，久了播報的就不是自己的身世。

看那些新聞專題討論自己的國家不真實得恐怖。有人說年底，有人說未來五年，有人說不過是杞人憂天。然而恐怖的是在某一天發覺，侵略是否發生並不是這不安的核心。

而是毀滅的必然。在這樣平靜無恙，日漸明朗起來的天氣裡。逃脫是無用的：世界仍然在無盡地膨脹、消耗、浪費，所有人的無所謂和妥協；螢幕上的暴亂和槍傷特寫、坍塌的樓和扭曲脫軌的列車、上升的海水、旗幟和群眾的鼓譟、災變演算法和消費文明、人工智慧和種族清洗。

「這個世界被搞砸了。」我說。盯著玻璃杯沿靜靜塌落的啤酒泡沫。「不覺得很恐怖嗎？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預料下一個十年。十年之後我們會在哪裡做些什麼？我們的國家還在嗎？天氣還會多壞？我們全無線索。」

模糊的視線停留在桌上堆著的shot杯。牆壁和地板開始變斜，我在我沒有發現的時候哭了起來。

「我怎麼會在這裡呢？」我想到這個問題總是非常想哭。我們是為什麼走到這裡的，為什麼是我們？

後來Ben跟我說那時整個酒吧的人都在看我。妳把臉埋在毛衣的袖子裡哭得很慘。他說。一種完全沒有任何聲音的、非常劇烈的哭。

一個晚上我看到了一隻刺蝟。我起初以為那是一團落葉，在另一場雨造成的水窪邊。季節總是因為雨而越削薄越冷。回到宿舍後我上網搜尋才確定是牠。西歐刺蝟，身長約二十公分，在清晨和黃昏覓食，其餘時間多在睡眠，不喜強光，受驚時會捲成一團（「遭遇威脅時更傾向於逃跑或主動進攻，蜷縮多是最終的保護手段。」網頁上寫著這樣的句子。）城市已瀕臨冬天，我不知道牠為什麼還帶著牠背上的刺站在那裡，一副被自己的季節遺棄的樣子。

你應該去睡了。我蹲下來，和牠對視了非常久。我不記得那個晚上最後是誰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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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晚上回到房間抱著馬桶嘔吐澡也沒洗攤地就睡，睡得很甜把所有的破事留到天亮再收拾。有些沒那麼醉的晚上輕飄飄地坐在桌前寫日記，直到酒意退去手指開始發痠，身體浸在一種無端的涼意裡。黃色的桌燈兀自亮著像把房間懸起來，角落裡一幢幢地晾起從家鄉跟過來的鬼，在暖氣還沒開的半夜裡乾燥地觀察我。

有一個晚上我和Ben和玫輪流講鬼故事，搞得玫後來不敢自己走回宿舍。我在我的門口停下告訴她，剩下的路還是要自己走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妳想妳如果不知道鬼，鬼就不存在了（像那個哲學命題）。我看著她快步背對著我走入漆黑，在路的那端踏入她亮著燈的大樓玄關，讓我被留了下來。

我靜止在原地，凌晨三點半，一整條路的冷風迎面淹過來。世界動也不動地盯著我，像盯著道路邊緣一隻甲蟲，目光那麼緊逼而無從逃脫。

我假想我和那片黑暗狠狠地對視的樣子。這樣一來或許就能看透，就能因為看透而得以真正抵抗什麼。

像一個盲目的英雄。我假想自己也是那種相信神鬼，見過奇蹟和懼怕報應的人，能因此敬愛生命而更畏懼死亡一點。我假想自己不是一個失敗的交換生，每個月毫無擔憂地出門旅行，而不必陷在未來、氣候和國族命運，這類不會有答案的話題裡。

一個晚上我看到了一隻刺蝟。我一直相信這個時刻有種奇怪的啟示性，卻沒有一次成功向別人描述過那是什麼感覺。怎麼說呢，那個對抗著整座黑暗的姿勢，在我找不到正確的睡姿、翻來覆去入眠艱難的時刻，想起來總是令我非常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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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別人提起這件事時我都說，那是我十八年的生命之中唯一看過刺蝟的一次。

但其實不是這樣。後來天氣暖起來，進入春天，我開始能用流利的德文說話，像個正常的交換生一樣健康地交朋友和生活。初夏的某個晚上我看完一齣戲，在公車站等車返回宿舍，在夜風的暖意裡披著薄薄的大衣，想起我的交換生活也不過剩下一個多月，想起我終於熟悉這座城市，像是倖存了下來。我發現草叢裡的刺蝟坐在那裡，我探頭過去，蹲下來看牠。刺蝟的眼睛裡有種甲蟲的光澤，亮晶晶地望著我，像在說，欸，幹得不錯。

然後牠轉身往身後的漆黑跑去。我想像刺蝟後來也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